技巧篇

小说写作|技巧篇|小说写作技能提升-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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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1
Chapter_2
Chapter_3
Chapter_4
Chapter_5
Chapter_6

Chapter_1
第1节:乡村童年(1)
乡村童年
1
除了让我具有强壮体格并与泰姆布王室有着永恒联系的一条生命外,我父亲还给了我一个名字——豪利沙沙。
在考撒语中,豪利沙沙字面是“拽树枝”的意思,但其口语意思更为准确,意思是“惹是生非的家伙”。
我不相信名字能决定命运,或者说,我不相信我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测了我的前途。
但是,后来的岁月中,亲戚朋友竟然认为我出生时的名字注定会给我带来许多风风雨雨。
直到上学的第一天,我才有了更让人熟悉的英文名字即教名。
但是,现在我正在超越我自己。

1918年7月18日,我出生在姆卫佐。
这是一个位于乌姆塔塔市姆巴谢河边的小村庄。
乌姆塔塔是特兰斯凯省的首府。
我出生的那年,世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场大战中,南非爆发了流感,数百万人在这场流感中死于非命;二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派代表团参加了“凡尔赛和会”,代表们在会上控诉了南非人民的苦难。
但是,姆卫佐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地方。
在这里,生命数百年来一直平静地延续着。

特兰斯凯距离开普敦800英里,距离约翰内斯堡550英里。
它位于凯伊河和纳塔尔边界之间。
北有德拉肯斯山脉,东有蓝色的印度洋。
这是一个美丽的、群山连绵起伏的地区。
这里土壤肥沃,数千条小河使它一年四季保持湿润。
特兰斯凯曾经是南非最大的行政区划区之一,其占地面积有瑞士那么大,拥有大约350万考撒人,另外还有少量的巴骚托人和白人。
它是泰姆布人的家园,而泰姆布人又是考撒民族的一部分,我本人是考撒民族中的一员。

我父亲名叫格达拉·亨利·穆帕卡尼斯瓦,他从血缘和传统上说都是一个酋长。
泰姆布国王任命他为姆卫佐部落的酋长,但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的任命需要政府承认。
姆卫佐政府以地方行政长官的形式实施统治。
作为一位政府认可的酋长,他可以得到一份薪金和一部分由政府从该部落征收的牲畜接种疫苗税和公共牧场税。
尽管酋长是一个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角色,但是在75年前,这一角色早已经由于冷漠无情的白人政府统治而被贬低。

泰姆布部落向上追溯20代到雷戴王朝,按照传统,泰姆布人往往居住在德拉肯斯堡山脉的山脚下。
他们从16世纪开始向沿海迁徙,在沿海与考撒民族融为一体。
至少从11世纪,考撒人就是居住在南非富饶而气候温和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恩古尼人的一部分。
恩古尼人在这里以狩猎和捕鱼为生。
这个东南沿海地区横跨北自内地大草原、南到印度洋的大片土地。
恩古尼人可以被划分为北部部落和南部部落。
北部部落由祖鲁人和斯威士人构成;而南部部落则由阿马巴查、阿马崩瓦纳、阿马嘎莱卡、阿马木奋古、阿马木旁多米斯、阿马木旁多、阿比骚托和阿比泰姆布组成,他们一起构成了考撒民族。

考撒民族是一个富有自豪感的父系民族,他们拥有表达力强且悦耳动听的语言。
他们崇尚法律、教育和礼节,组成了一个平衡而和睦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
每一个考撒人都属于向上追溯到一个祖先的氏族。
我是马迪巴氏族的一员。
马迪巴氏族是以一位泰姆布酋长的名字命名的,这位酋长在18世纪曾统治着特兰斯凯。
作为对我的尊称,常常有人叫我“马迪巴”。

恩古奔库卡死于1832年。
他是伟大的君主之一,是他把泰姆布部落联合在了一起。
作为传统习惯,他拥有三个后宫:大后宫、右后宫和伊基巴宫。
通常是从大后宫选择王位继承人。
有人也把伊基巴宫叫做左后宫。
解决国王家的争端是左后宫儿子们的责任。
大后宫的长子穆提克拉克拉继承了恩古奔库卡的王位。
他的儿子中还有恩干盖里兹韦和马叹兹玛。
萨巴塔是恩干盖里兹韦的孙子,他从1954年开始统治泰姆布。
恩干盖里兹韦是卡尔泽·达里旺伽的长辈。
萨巴塔还有一个更被人熟悉的名字是K.D.马叹兹玛,是特兰斯凯的前首相。
从法律和血缘关系上说,马叹兹玛是我的侄子,也是马叹兹玛氏族的后代。
伊基巴宫的长子是西玛卡德,其弟弟就是我爷爷曼德拉。

第2节:乡村童年(2)
尽管数十年中有许多关于我是泰姆布王室的后裔的传说,但是,我刚刚简要叙述的宗谱表明,那些传言都是荒诞之说。
尽管我是王室眷属中的成员,但我并不属于作为王位继承人来培养的少数特权人员之列,而是作为伊基巴王室的后代之一,被预备担任像我爸爸一样的王室参事。

我父亲有着高高的个子、黑黑的皮肤,为人正直,姿态严肃。
我认为自己继承了他的这些特点。
他有一头盖在额头以上的簇状白发,孩提时代,我往往弄一些白灰搓在头发上去模仿他。
父亲很严厉,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
他意志坚强,这也是他传给儿子的又一个特点。

我父亲有时被误认为是达林迪叶波在泰姆布当政时期的首相。
达林迪叶波是萨巴塔的父亲,他在位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据说他的儿子容欣塔巴继承了他的王位。
其实这是误传,根本就没有达林迪叶波这个朝代。
但是我父亲所担任的角色与首相并没有什么差别。
作为辅佐过两代君主的参事,他经常伴驾外出,并且每当国王会见英国政府官员的重要活动时,他经常陪伴在国王的身边。
他是一位公认的考撒历史专家,部分原因是他作为一名参事得到了承认。
我个人早就对历史感兴趣,父亲也鼓励我了解历史。
虽然我父亲既不会读又不会写,但是,他仍然被誉为优秀的演说家。
他通过传播欢乐和知识让听众对他的演讲着迷。

后来,我发现父亲不但是国王的参事,而且还是国王的拥立人。
20世纪20年代,容吉里兹韦过早地辞世之后,大王后的儿子萨巴塔因为年幼而不能登基。
于是,围绕其他王后所生的容欣塔巴、达布拉曼兹和麦里塔法三个最大的王子中谁来继承王位而展开争论。
王室征求我父亲的意见,他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理由是容欣塔巴受过最好的教育。
他说,容欣塔巴不仅是最好的王位继承人,而且还是幼小王子的一位优秀的辅佐。
我父亲和几个有影响的酋长都十分重视教育。
他们经常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中讲这个问题。
大家对推荐容欣塔巴继承王位存有争议,因为其母亲的地位相对较低。
但是,我父亲的意见最终被泰姆布王室和英国政府采纳了,容欣塔巴后来以我父亲当时无法想象的方式作了报答。

都说我父亲有四个妻室,其中的第三个就是我母亲诺塞凯尼·范妮。
她是恩凯达玛的女儿。
恩凯达玛出生于考撒民族中的阿马穆俳夫家族,属于右妻室。
大妻室、右妻室(我母亲)、左妻室和伊夸狄(也叫家务助理)四个妻室都有自己的克拉尔(Kraal)。
一个克拉尔就是一处家园和田产,通常由存放牲畜的围栏、种植农作物的田地和一座或多座圆草顶房子构成。
我父亲四个妻室的克拉尔彼此相距数英里,他定期轮流在四个克拉尔居住。
我父亲和四个妻室共生了13个孩子,其中4个男孩、9个女孩。
我是他右妻室的长子,也是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儿子。
我有三个姊妹,她们是巴利韦、诺坦楚和玛库茨瓦娜,其中巴利韦是他的大女儿。
尽管父亲的长子是穆拉斯瓦,但是,父亲作为酋长的继承人是大妻室生的达利基里。
达利基里死于20世纪30年代。
除了我以外,父亲的儿子都已经去世,他们从年龄和家庭地位上说都高于我。

当我还是一个新生婴儿的时候,我父亲陷入了一场围绕剥夺他的姆卫佐酋长职务的争论。
此事充分反映了他的人格素质。
我相信他的这种素质也传给了他的儿子。
我坚持认为教养而不是素养,是人格的主要造型材料。
但是,我父亲具有一种富有自尊心的叛逆性格和追求公道的、百折不挠的正义感。
这也是从我自己身上可以找得到的性格。
作为一个酋长,或者正如白人经常说的那样叫首领,我父亲必须不但要服从泰姆布国王的领导,还要服从当地英国政府的行政长官的领导。
有一天,我父亲管辖下的一个老百姓因丢失了一头牛而告了他。
行政长官立即送信要我父亲去见他。
当我父亲收到这封召见信的时候,他作了如下回复:“Andizi,ndisaqula”(我不去,我还准备战斗)。
当时,这种违抗英国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第3节:乡村童年(3)
我父亲所作出的反应说明,他相信英国政府没有法定的权力能对他怎么样。
当遇到氏族问题时,他不是按照英国国王的法律去处理,而是按照泰姆布惯例去处理。
这件事不是一个愿意去或不愿意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他是在维护他作为一个酋长的传统权力而向英国政府挑战。

当这位行政长官收到我父亲的回复时,他立即指控我父亲犯上作乱。
但没有人对此事进行询问和调查,因为这种指控只适用于白人公务员。
这位行政长官只是对我父亲作了处理,从而就结束了曼德拉家族的酋长地位。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过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的父亲按照当时的标准是一个富有的贵族,这样一来,他既失去了财富,又失去了官职。
他被剥夺了绝大多数本属于他的牲畜和土地,也失去了这些牲畜和土地给他带来的收入。
由于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母亲只好搬到库奴去居住。
这是一个位于姆卫佐北面比较大一点的村子,在那里她可以得到亲戚朋友的接济。
虽然我们在库奴的居住条件不太体面,但正是在乌姆塔塔附近的这个小村落里,我度过了孩提时代中最愉快的岁月。
并且正是在那里,我开始了我最早的记忆。

3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预感到家中要出乱子。
我父亲回来了,他通常轮流去看望他的四位妻子,大概一个月来我们这里住一个礼拜。
然而,这一次却不是他通常来的时候。
我看见他在我母亲的房间里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一阵阵地咳嗽,凭我这个小孩的目光也能看出,父亲将不久于人世。
他患了某种肺病,但到底是什么病并没有确诊,因为我父亲从来就没有找医生看过病。
他连续在房内躺了好几天,既不动弹也不讲话。
随后,有一天夜里,他的病情加重了。
我母亲和我父亲最小的夫人娜达伊玛妮正伺候在他身旁。
那天深夜,他呼喊娜达伊玛妮:“给我拿烟来。
”我母亲和娜达伊玛妮经商量后认为,在他处于这种状态下抽烟是不明智的。
但是,他坚持要抽,最后,娜达伊玛妮只好给他装好烟袋,点上后递给他。
我父亲抽上烟并安静了下来。
他几乎不住地抽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去世了,他的烟袋仍然冒着烟。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悲痛。
尽管我母亲是我生存的核心,但是,我还是认为不能没有父亲。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父亲的去世会立刻改变了我的一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哀悼之后,我母亲告诉我,我将要离开库奴。
我没有问她为什么,也没有问上哪里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带上属于我的几样东西,向西踏上了新的旅途。
我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更为我行将离开的这片土地感到悲伤。
库奴是我知道的全部,我以一个小孩热爱他的第一家乡的方式无条件地热爱着它。
在身后那些小山丘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之前,我回转身来,寻找想象中的村庄是什么样子。
我能够看到那简陋的房屋和四处奔波的村民,我能够看到我曾经与其他孩子一起嬉水的小河,我能够看到那一片片的玉米地和成群的牛羊正在懒洋洋地吃草的草场。
我想象我的小朋友们外出打鸟、直接从牛的乳房吸食甜甜的牛奶、在小河尽头的水池里跳跃的情形。
尤其是,我的目光停留在了那三座圆顶茅草房上,在那里,我得到了母亲的慈爱和呵护。
正是在这三座圆顶茅草房内,我感受到了世间所有的幸福和愉快。
就这种生活本身,我为在离开前没有一一亲近它们而感到后悔。
我无法想象,我面对的将来能从哪些方面与我就要抛在身后的过去相比较。

我们默默地步行,直到太阳慢慢地接近地平线。
但是,母亲与儿子之间的沉默并不是孤独的。
母亲和我之间的话本来就很少,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话语。
我绝不怀疑她对我的爱和支持。
这是一次筋疲力尽的长途跋涉,我们沿着多石而尘土飞扬的道路,越过起伏的山峦,穿过无数的村庄,一路上没有停步。
傍晚时分,在一个绿树环绕的山谷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村庄。
村庄中心有一个大宫殿,这是一座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宫殿。
望着它,我只有感到惊奇。
大宫殿的建筑由两个长方形的大房子和七个圆形的大房子构成,都刷着白色的石灰,在落日的光线中显得更是耀眼夺目。
宫殿前有一个大菜园,玉米地四周种着桃树。
宫殿后有一个更大的菜园,里面有苹果树、蔬菜,还有一个狭长的花园和一片金合欢。
宫殿附近是一个白灰粉刷的教堂。

第4节:乡村童年(4)
在主房前面的门道上有两棵增光添彩的橡胶树,树阴下大约坐着20位长者。
宫殿周围有一大群牛羊在茂盛的草地上吃草,至少有50头牛和500只羊。
一切是那样井井有条。
这是一派我想象不到的、富庶而有秩序的景象。
这个宫殿叫穆克孜韦尼,是泰姆布临时首府,也是泰姆布人民的代理摄政王——容欣塔巴·达林迪叶波的王宫。

正当我被这座壮丽的宫殿深深地吸引住的时候,一辆豪华轿车隆隆地驶进西大门,坐在树下的那些人立刻摘下帽子,然后站起来呼喊:“Bayete a?a?a,Jongintaba!”(向容欣塔巴致敬!)这是考撒人向其首领致意的传统礼节。
从车内(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气派的汽车就是福特V8)走出一位身穿华丽服装、身材不高但体格健壮的人。
我能看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他的名字对他来说也很合适,因为容欣塔巴字面意义就是“雄视群山”的意思。
他受人敬仰、强健有力、仪表非凡,黑黑的皮肤,面相十分儒雅。
他随和地与树下的那些人一一握手。
后来我才知道,树下的这些人是泰姆布最高行政院的组成人员。
这就是即将成为我的监护人并且是今后十年中抚养我的那个人。

在惊奇地看到容欣塔巴及他的行政院班子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棵从地里连根拔起并被扔进河中心的小树苗,无法抵抗那强大的水流。
我既感到迷惑,又感到敬畏。
到这时,我除了高兴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我除了想吃好并成为一名棍战冠军之外再没有别的野心。
我本来不想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或有权力。
但是,一个新世界忽然展现在我的面前。
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忽然面对时来运转的时候,经常发现自己被许多诱惑所欺骗,我也不例外。
我感觉许多已经树立起的信仰和忠诚开始渐渐消失,父母给我打下的单薄的基础开始动摇。
在那个时刻,我看到生活可能会给我带来比当棍战冠军更好的前程。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父亲临去世前,容欣塔巴提出要当我的监护人。
他将会拿我当他的孩子,我将得到和他的孩子们一样的对待。
我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她没有拒绝摄政王的提议。
尽管她会想念我,但是让她高兴的是,在摄政王的呵护下比在她的抚养下,我将会得到更好的教育。
摄政王没有忘记,正是在我父亲的干预下,他才成为至高无上的代理国王。

我母亲在穆克孜韦尼住了一两天后就回了库奴。
我们之间的别离并没有激动。
她没有训诫,没有嘱托,也没有与我吻别。
我知道,她不想让我为她的离去而感到伤心。
当然,这种伤心是毫无疑问的。
我知道我父亲在世的时候要我受教育,以便将来有好的前程。
然而在库奴,我无法实现他寄予我的厚望。
她那温柔的表情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母爱和支持。
在她即将离我而去的那一时刻,她转过身来对我说:“Uqinisufokotho,Kwedine!”(振作起来,我的孩子!)小孩子常常最不会伤感,特别是在他们正沉溺于某种欢乐之中的时候。
就连我亲爱的母亲也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即将离开我的时候,我仍然满脑子沉浸于新家的兴奋之中。
我怎么会不振作起来呢?我已经穿上我的监护人专门为我新买的漂亮衣服。

我很快适应了穆克孜韦尼的日常生活。
一个小孩的适应能力往往是很强的,虽说是并非完全适应,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大王宫,就好像我一直生活在这里。
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奇幻的王国,一切都那样令人愉快。
在库奴是平淡的日常生活,而在穆克孜韦尼却变成了冒险。
当我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是农夫、车夫和牧童。
我骑马,用弹弓打鸟,找别的男孩子一起玩骑马打仗的游戏。
有时,我们跳舞,并听泰姆布少女美妙的歌声和掌声。
尽管我想念库奴和母亲,但是,我完全被这个新的世界吸引住了。

我在一所与王宫相邻的独屋学校里上学,在那里学习英语、考撒语、历史和地理。
我们学的是《王室英语读本》(Chamber’s English Reader)。
我们在黑色石板上做作业。
我们的老师是法达纳先生,后来是吉克瓦先生,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
我在学校里学习好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勤奋。
我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姑妈法斯维的帮助下得到了加强。
她就住在王宫里,她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检查我的作业。

第5节:乡村童年(5)
穆克孜韦尼是卫理公会的一个传教站,远比库奴繁华,西方化的程度也比库奴要高。
那里的人穿着时髦,男士穿西装,女士受新教派传教士的影响,身穿又厚又长的裙子和高领衬衫,并且肩上披着披肩,头上围着头巾。

如果穆克孜韦尼的世界是以摄政王为核心,那么我的小世界就是以摄政王的两个孩子为核心。
老大佳士提斯是摄政王唯一的儿子,是王室的继承人;诺玛福是摄政王的大女儿。
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到完全相同的待遇。
我们吃的是同样的饭,穿的是同样的衣,干的是同样的事。
后来萨巴塔的大哥、王位继承人恩凯考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我们四人组成了一曲“四重奏”。
摄政王和王后对我就像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抚养长大成人,他们为我操心,教育我,也惩戒我。
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我的爱。
容欣塔巴为人严肃,但我从来不怀疑他对我的爱。
他们叫我“塔陶木库鲁”,这是对我的爱称,是“爷爷”的意思。
因为他们说,当我很认真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个老年人。

佳士提斯比我大四岁,在我眼中,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的第一个英雄,我非常敬重他。
他已经在克拉克波雷上学,这是一所寄宿学校,离穆克孜韦尼大约60英里。
他身材高大、英俊潇洒、体格健壮,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特别擅长田径及场地项目,如板球、橄榄球、英国式足球;他快活外向,是一位天生的演员。
他有使观众为之倾倒的歌喉,他的舞蹈也能使观众迷得目瞪口呆。
他有一大群女性追随者,不过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有些人认为他是纨绔子弟、花花公子。
佳士提斯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同:他性格外向,而我性格内向;他心情轻松愉快,我严肃不善言谈;他什么都来得容易,而我则必须依靠自己努力。
我认为,年轻人在各方面都要向他看齐,都要以他为榜样。
虽然待遇相同,但我们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佳士提斯将根据继承权成为泰姆布最有权力的酋长,而我则将取决于摄政王的慷慨,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每天在王宫里出出进进地做事,当然是为摄政王做事。
我最愿意干的事是给摄政王熨衣服,这是一项非常令我引以自豪的工作。
他有六套西装,我要花个把小时才能把他裤子上的褶子熨平。
他的王宫可以说由两所薄顶西式房子构成。
那个年月,没有几个非洲人拥有西式房子,它们被认为是拥有巨大财富的象征。
围绕着主房呈半圆形坐落着六座圆形房子,里面都是木地板铺地,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摄政王和王后住在右面的圆形房子里,王后的妹妹住中间那座,左面的圆形房子是餐厅。
王后的妹妹住的那个圆形房子地板下面有蜂房,我们有时掀开一两块地板美美地吃上一顿蜂蜜。
我搬来穆克孜韦尼不久,摄政王和王后就搬进了中间那个圆形房子里,它自然就成了大王后宫。
大王后宫附近有三个小一点的圆形房子,一个供摄政王的母亲住,一个供来访的客人住,一个供佳士提斯和我共同居住。

在穆克孜韦尼,左右我生活的两条原则是王权和基督教教规。
尽管当时我没有把这两条原则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但它们之间并不容易协调。
依我看,基督教与其说是一种信仰体系,倒不如说是马替奥罗牧师个人的信条。
我认为,他的存在体现了基督教的诱惑。
他与摄政王一样家喻户晓、令人热爱,可以说是摄政王在精神方面的领路人,这个事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教堂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可以说事实上非洲人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来自教堂的传教,宗教学校培训传教士、翻译和警察。
当时,这些人代表了非洲人的最高愿望。

马替奥罗牧师是一个55岁左右的矮胖子,他用一副低沉有力的嗓子讲道和吟诵。
当他在穆克孜韦尼西部的那座简易教堂讲道时,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厅里响彻着信徒们的“哈萨那”(赞美声)。
此时,女士们会跪在他的脚下乞求得到拯救。
我到了王宫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他仅仅用一部《圣经》和一个灯笼就赶走了一个危险的魔鬼。
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既没有不真实性也没有矛盾。
马替奥罗牧师讲的卫理公会有所不同,掺杂着一点万物有灵的味道。
上帝是聪明和万能的,但是,他也是个复仇心很强的上帝,不会让任何邪恶逃脱惩罚。

第6节:乡村童年(6)
在库奴,我去教堂的唯一一次是我被洗礼的那一天。
宗教是我因为母亲而迷上的一种仪式,我对这种仪式并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在穆克孜韦尼,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每个礼拜天跟随摄政王和王后去教堂。
摄政王对他的宗教信仰非常认真。
事实上,他给我的唯一一次庇护是在我没有去教堂做礼拜而是去参加了与另一个村里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后来我再也没有犯过这样的错误。

这不是我由于冒犯传教士而受到的唯一一次指责。
一天下午,我溜进马替奥罗牧师的菜园偷了一些玉米,并在菜园里藏着吃起来。
一位小姑娘看见我在菜园里吃玉米,立即向牧师告了密。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传扬了出去,并传到了摄政王王后那里。
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祈祷的时间——这是每天在家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时间。
对我所犯的错误,她责备我拿了一个可怜的上帝服务人员的食物,给家里丢了人。
她说,小鬼一定会带我去赎罪。
我感到既害怕又羞愧:怕的是我将受到上帝的惩罚,羞愧的是我玷污了摄政王,毁坏了家里的名声。

因为摄政王受到白人和黑人的普遍尊敬,而且拥有似乎不可动摇的权力,所以我认为王权就是生活的中心。
王权的力量和影响在穆克孜韦尼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是任何人能获得影响和地位的主要方法。

我后来关于王权的认识是通过观察摄政王和他的内阁而受到深刻影响的情况下形成的。
我经常通过王宫召开的部落会进行观察和学习。
这些会议并非是预先计划举行的,而是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研究各种国家大事,如旱灾、确定宰杀的牛、行政长官要出台的政策,或者英国政府新颁布的法律。
所有的泰姆布人都可以自由参加,他们都骑马或步行来开会。

在这种场合,摄政王都是被他的智囊团或者被称为高参的一伙人簇拥着,这些高参起着摄政王的议会和司法部的作用。
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士,脑子里装着部落的历史和风俗,他们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召集开会的通知从摄政王的王宫发到参加会议的那些部落首领和酋长那里后,泰姆布王国各地的重要人物很快都会来到王宫。
客人集中在摄政王王宫前面的大院内,摄政王将首先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并说明为什么把他们召来,然后宣布正式开会。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不发表任何意见了,直到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他才开始讲话。

他要求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意见,这是最单纯的民主。
在这些讲话的人中,可能有重要人物,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发表意见,包括酋长和庶民、军人和医生、店主和农民、农场主和雇工。
一个人讲话时,不准有人打断。
会议要持续好几个小时。
自我管理的基础是大家都能自由地发表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意见意味着公民是具有平等价值的(女人恐怕天生就是二等公民)。

开会的这一天要举行盛大宴会,我总是边听边吃,常常由于吃得太多而吃痛了肚子。
我看到,有的人胡吹海侃,却似乎总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人直接切入话题,观点清晰而有说服力;我看到,有的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试图用情感和戏剧语言来打动听众;而有的人则镇定、平和,避免激动的情绪。

起初,我对会议的热烈气氛感到吃惊。
人们热烈、直率地批评摄政王,非但有人批评他,事实上,他常常是批评的主要目标。
但是,不管对他的批评是何等激烈,摄政王总是认真听,也不为自己辩护,丝毫也不激动。

会议一直开到达到某种共识后,在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但和谐有时是由不和谐达成的协议,等到一个更恰当的时间再提出解决办法,民主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并且集中大家的意见后形成一种决议。
“大多数原则”只是外国人的一种概念,少数人的意见也不能因大多数原则而不予理睬。

只有到了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随着太阳将要落山,摄政王才发表讲话。
他讲话的目的首先是总结大家所讲的内容,并且在不同意见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认识。
但是,不会有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头上的结论。
如果达不成共识,他将再召集会议进行研究。
会议结束时,唱颂歌的歌手或者诗人会向古代的国王献颂歌,对现在的领导人则既称赞又讽刺。
在摄政王的带领下,观众会哄堂大笑。

第7节:乡村童年(7)
作为一个领导人,我总是遵循我起初在王宫看到的被摄政王演示过的原则。
我总是努力倾听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发表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意见。
通常情况下,我自己的意见仅仅是我在讨论中听到的一种共同认识。
我总是记着摄政王的至理名言。
“一个领导,”他说,“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站在羊群后面,让最敏捷、最聪明的羊走在前面,而其他羊则紧随其后,不要指望从羊群后面对它们发号施令。

正是在穆克孜韦尼,我才开始培养起对非洲历史的兴趣。
直到那时,我只听说过考撒英雄的故事。
但是,在王宫内我又知道了其他的非洲英雄,如巴培迪国王塞库库尼、巴索托国王摩舒舒、祖鲁国国王丁冈,另外还有巴木巴塔、海因查、马卡纳、蒙齐瓦和科嘎玛。
我是从王宫解决争端和审理案件的酋长和头领那里听到这些英雄人物的。
这些人虽然不是律师,但是他们介绍案情,然后再对案件进行裁决。
有时,他们早早办完事后就坐下来讲故事,我就徘徊于他们的周围静静地听。
他们使用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方言,演讲严谨而庄重,姿态不慌不忙,我们语言的传统节奏富有长长的韵味和表演性。

开始时,他们撵我走,说我太小了,听不懂。
后来,他们让我为他们取火或者打水,或者告诉女士他们要喝茶。
在早些日子里,他们分派我的差事太多,无法听全他们的谈话。
但是后来,他们允许我待在那里听,我知道了许多抵抗西方统治的伟大的非洲爱国志士。
这些非洲战士的光荣事迹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最老的一位酋长是兹韦立班纪利·兆伊。
他用古老的故事招待聚集在一起的老人。
他是恩古奔库卡国王的大王后生的儿子。
兆伊酋长太老了,他长满褶子的皮肤罩在身上就像一件宽松的外衣。
他慢条斯理地讲着故事,并且常常由于一阵阵激烈的咳嗽而被迫中断几分钟。
兆伊酋长是泰姆布历史的权威,因为他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生活了许多年。

但是,兆伊酋长经常就像个孩子一样,当讲到恩干盖里兹韦军队中的战士们的时候,他似乎一下子小了几十岁。
兆伊酋长一边讲着胜利和失败的故事,一边挥动着长矛,沿着草原潜行,他还讲述过恩干盖里兹韦的英雄主义、慷慨和谦让。

兆伊酋长讲的故事人物并不全是泰姆布人。
当他第一次讲到考撒人以外的战士时,我不知其所以然。
我就像一个崇拜当地足球英雄的男孩,对于与自己没有联系的外国球队的球星不感兴趣。
直到后来,我才被非洲历史的广阔范围和所有非洲英雄人物的事迹所感动。

兆伊酋长控诉白人,他认为是他们故意分裂考撒部落,使考撒兄弟四分五裂。
白人告诉泰姆布人,他们真正的领袖是大西洋对面伟大的英国女王,泰姆布人是她的臣民。
但是,英国女王除了给黑人带来苦难和不忠不义之外,什么也没有带来。
如果她是一个领袖,那她也是一个罪恶的领袖。
兆伊酋长的战争故事和他对英国的控诉使我感到气愤和上当受骗,好像我已经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

兆伊酋长说,非洲人民,直到白人带着冒火的武器来到非洲之前,一直生活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之中。
他说,以前泰姆布人、旁多人、考撒人和祖鲁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他们像兄弟一样地生活,白人破坏了各部落之间的兄弟情意。
白人对土地十分渴望和贪婪,而黑人同他们共同享有土地,就像同他们共同享有空气和水一样,土地并非个人所有,但是白人就像一个人牵走另一个人的马一样占有了这片土地。

我并不知道,我们国家的真实历史并没有写进标准的英国教科书。
英国教科书声称,南非历史从詹·范·里贝克于1652年在好望角登陆开始。
从兆伊酋长那里,我开始发现,讲班图语的这些人的历史在遥远的北方,那是一个有湖泊、有绿色的平原和山谷的国家,经过数千年的慢慢迁徙,我们南下到了这个伟大大陆的南端。
但是后来我发现,兆伊酋长关于非洲历史的说明并非那么准确,特别是1652年之后的历史。

第8节:乡村童年(8)
在穆克孜韦尼,我的感觉与每一个刚到大城市的乡村男孩并无不同,穆克孜韦尼远比库奴发达,库奴人被穆克孜韦尼人认为是落后的。
摄政王不愿意让我去库奴探亲,害怕我会倒退,回到我老家那帮坏伙伴之中。
当我真正回到库奴,我感觉到摄政王已经向我母亲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因为她问我都是同哪些人玩。
摄政王也曾多次安排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王宫去住。

当我刚到穆克孜韦尼的时候,我的同辈人把我当作乡巴佬,认为我无法像在王宫那样一切都很讲究的气氛中生存。
作为一个青年人,我努力做到举止文雅和成熟。
一天,在教堂里,我看见一个可爱的年轻姑娘,她是马替奥罗牧师的女儿,名叫温妮娅。
我请她出来,她同意了。
她对我很热情,但是她姐姐诺玛木旁多却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蠢笨的人。
她告诉她妹妹,我是一个野孩子,不配和马替奥罗的女儿一起玩。
为了向她妹妹证明我如何不开化,她邀请我到教区长家里去吃午饭。
我们仍习惯于在家里吃饭,在家里我们不使用刀子和叉子。
在她家的饭桌上,这个顽皮的姐姐递给我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个鸡翅。
但是鸡翅没煮烂,所以鸡肉不容易从骨头上弄下来。

我观察别人熟练地使用刀子和叉子,于是我也拿起了刀子和叉子。
观察了别人一会儿后,然后就想割那个小鸡翅。
一开始,鸡翅在我的刀叉并用下直在盘子里打转,我希望把肉从骨头上弄下来。
然后,我把鸡翅叉住,用刀子割,但是也没有成功。
在一次一次的失败中,我的刀子捣得盘子丁当作响。
我一次一次地努力着,然后发现那位姐姐正在冲着我笑,并故意看她的妹妹,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他是一个很蠢笨的孩子。
”我努力了又努力,搞得浑身是汗,但是我不愿意承认失败,于是用双手抓起了那个小东西。
那天的午饭我并没有吃到多少鸡肉。

后来,那位姐姐告诉她妹妹:“如果你爱上这么蠢笨的一个男孩儿,你将毁掉你这一辈子。
”但是,我高兴地说,那位年轻的姑娘没有听她姐姐的话,尽管我很蠢笨,但她仍然爱我。
后来,我们当然各奔东西,彼此离开了对方。
她上了另一所学校,并成了一名合格的教师。
我们通信联系了几年,后来与她失去了联系,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在饭桌上的礼节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8
我通常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韦尼,但这次则不然。
考过试并回到家后,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摄政王。
他很生气,他无法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我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
甚至没听我解释完,他就不客气地告诉我,要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尔大学。
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我与我的资助人发生争论,那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他的不尊重。
所以,我决定暂时往后放放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韦尼,我们彼此相见非常高兴。
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别多久,连接我们的兄弟情义是不会改变的。
佳士提斯去年离开了学校,现在住在开普敦。

几天内,我恢复了在家里的传统生活。
我给摄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与其他酋长的关系。
我没有细想在福特黑尔大学的情况,但是,生活总有办法强迫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作出决断。
那完全是与我必须要干的事——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

回家几周后,摄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
“我的孩子,”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
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

他的这番话让我们两人感到很突然,佳士提斯和我怀着一种担心而无助的心情彼此看着对方。
摄政王说,两位女孩出身于很好的家庭。
佳士提斯要迎取著名的泰姆布贵族安卡利巴的女儿,而劳力科拉(摄政王总是这样称呼我),将迎取当地泰姆布牧师的女儿。
他说,婚礼要马上举行。
嫁妆通常以牛的形式由新郎的父亲办理,对于佳士提斯来说,部落将为他置备嫁妆,而我则由摄政王亲自置办。

第9节:乡村童年(9)
佳士提斯和我都没说什么。
这不是我们向摄政王提问题的地方,而且,只要他关心,问题就定了。
摄政王不允许讨论:新娘已经选好了,嫁妆也置备齐了,事情最后就这么定了。

佳士提斯和我低着头从摄政王那里走出来,心里感到茫然而沮丧。
摄政王是按照泰姆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办的,他的动机也是无可非议的,他要求我们在他有生之年都安顿下来。
我们以前认为摄政王有权为我们安排婚姻大事,但是现在,这不再是绝对的了。
两位新娘并不特别出众,据我们所知,她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女流之辈而已。

尽管我对女方家庭十分尊重,但是,如果说摄政王为我选择的新娘就是我梦想中的伴侣,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她的家庭是显赫而令人尊重的,她那种特有的尊严也是很有魅力的。
但是,这位小姐恐怕早就爱上了佳士提斯,可摄政王对此却不会知道。
因为,父母很少知道他们子女爱情的浪漫的一面。
毫无疑问,我意中的伴侣不会像我那样急于成婚。

那时候,我在社会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
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作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
我与女士们一起在中学和大学里呆了好几年,难免有一点点风流韵事。
我是浪漫的,我不准备让任何人,甚至摄政王,为我选择伴侣。

我与王后——摄政王夫人,定了一个君子之约,那就是把我的婚姻大事托付给她。
我不能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让摄政王为我选择新娘,因为她当然不会同意。
我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告诉她我想在她的亲戚中选择一位我认为理想的伴侣。
这个姑娘实际很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对我印象如何。
我说,我一完成学业就立即娶她。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局,但总比摄政王的主意要好。
虽然王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站在一起,但是摄政王并没有被说服。
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我认为好像他不给我选择的余地,但我不能接受这桩婚事。
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欠考虑的。
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拒绝了摄政王为我安排的这桩婚事,我将无法再在他的庇护下生活。
佳士提斯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俩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溜之大吉,而且,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约翰内斯堡。

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当时并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设法通过中间人与摄政王商量,也许通过商量就使这个问题在我们部落和家庭的框架内得以解决。
我可以去请求摄政王的堂兄孜林德劳佛酋长,他是穆克孜韦尼内阁最开明、最有影响的酋长。
但是,我太年轻、太急躁,没有看到耐心等待的好处,一味认为逃走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在保守秘密的同时制定出了详细的逃跑方案。
首先,我们需要机会。
摄政王认为佳士提斯和我在一起会出乱子,至少佳士提斯喜欢冒险和狂欢会对我比较保守的立场会产生影响。
因此,他想方设法地尽量不让我们在一起。
当摄政王打算出游的时候,他一般都让我们有一人跟随,这样当他不在宫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一起。
他更多的是带着佳士提斯,因为他喜欢让我留在穆克孜韦尼照料他的事情。
但是,我们得知摄政王准备外出一个礼拜,去参加特兰斯凯立法大会,这次我们两个他谁也不带,我们认为这是逃走的最理想的机会。
我们决定,摄政王一动身去开会我们就去约翰内斯堡。

我没有什么衣服,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箱子里。
摄政王礼拜一一早就走了。
我们准备接近中午的时候再动身。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没想到他又回来了。
我们看见他的车开进了王宫,就立刻跑进了花园,并藏在玉米秸中。
摄政王一进屋就问:“两个孩子上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啊,他们就在附近。
”但是,摄政王有些怀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
他说他回来是因为忘记带泻盐了,他四处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似乎还满意。
我想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因为他可以在城里很容易地买到泻盐,当他的车消失在群山之中的时候,我们也上了路。

第10节:乡村童年(10)
我们俩几乎都没有钱,但是,那天上午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商人那里,说好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他。
那位商人认为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我们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想法。
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我们用卖牛的钱租车去了当地的火车站。
我们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约翰内斯堡。

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我们不知道摄政王已经驾车来过火车站,并告诉车站经理,如果有两个青年人来买去约翰内斯堡的车票,一定不要卖给他们,因为自己不允许他们离开特兰斯凯。
我们到了火车站,发现那位经理说什么也不卖给我们票。
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父亲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
”我们大吃一惊,赶紧回到我们租的那辆车上,告诉司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车站。
下一个车站距离这个站大约50英里,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车。
但是,这趟车最远到昆斯敦。
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复杂的事情。
所有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有当地事务局颁发的“当地人通行证”,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要出示这种通行证。
不出示通行证就会被逮捕,送上法庭,判处监禁或罚款。
通行证上记有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
当时,这种人头税只向非洲人征收。
后来,这种通行证变成了小册子即“身份证”。
据悉,这种身份证记录了持有人的详细资料,并且每月必须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签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经办好了通行证。
但是,一个非洲人要离开原属地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或居住,还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本人的雇工老板(像我们这样的就需要监护人)出具的许可证或许可函。
就是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为其中有的文件没签字或日期不对找你的茬儿。
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文件,那就很危险。
我们的计划是在昆斯敦下车,然后去一家亲戚那里办理这些文件。
这也是一个欠考虑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昆斯敦遇见了穆旁多比尼酋长。
他是摄政王的一个弟弟,对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说明了需要当地行政长官签发的旅行文件,并谎称我们需要这些文件的原因,声称我们出来是为摄政王办事的。
穆旁多比尼是从当地事务局退休的翻译,与行政长官很熟悉。
他没有理由怀疑我所说的话。
他不但领着我们去找行政长官,而且还为我们担保,并说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
行政长官听了酋长的说明后,马上为我们办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盖了公章。
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满意地笑了。
但是,正当行政长官准备把这些文件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作为礼节,应当告知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
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
”他的话让我们很不安,但是我们仍然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行政长官用他的电话与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取得了联系。
糟糕的是,摄政王正在拜访乌姆塔塔行政长官,此时他正坐在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

当昆斯敦的行政长官把我们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时,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似乎说:“啊,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这里!”然后让摄政王接了电话。
当昆斯敦行政长官告诉摄政王我们的请求时,摄政王勃然大怒。
“把两个孩子抓起来!”他高声说,足以让我们通过话筒听见他的声音,“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立即把他们送回来!”行政长官放下电话,对我们很生气。
“你们两个是小骗子,并且撒谎。
”他对我们说,“你们企图欺骗我,现在我要把你们抓起来。

我立即站起来为我们辩解。
通过在福特黑尔学习,我懂一点法律,这回派上了用场。
我说,我们向你们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的父亲。
这位行政长官作了让步,没有逮捕我们。
但是,他让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并且不允许我们再登他办公室的门。

第11节:乡村童年(11)
穆旁多比尼也很气愤,他也不再管我们的闲事。
佳士提斯想起在昆斯敦有一位朋友,名叫悉尼·恩克苏,在白人律师事务所工作。
我们去找此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对我们说,他为之打工的那个白人的母亲正打算开车去约翰内斯堡,他问问看,是否能让我们搭个便车。
随后,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付15英镑,他母亲就让我们搭她的车。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价钱,远比买火车票贵得多。
搭车费让我们掏空了腰包,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决定冒险,到约翰内斯堡后再办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早上,我们动身去约翰内斯堡。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白人开车,按照习惯,黑人必须在后排就座。
我们两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座的。
佳士提斯坐在那位女人的身后。
佳士提斯是个友好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一落座就和我闲聊起来,这使那个老太太感到很不舒服。
她显然从来没有同一个对白人毫不在乎的黑人在一起待过。
行驶几公里后,她吩咐佳士提斯同我换换座位,这样她就可以监视他。
在剩余的路途中,她就像鹰一样地监视着他。
但是,一会儿,佳士提斯的魅力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竟然偶尔被他的话逗得大笑。

那天晚上,大约10点钟,我们发现前面灯光闪烁。
迷人的灯光似乎向四面八方放射开来。
对我来说,电总是神奇而奢侈的,而这里却是电的世界、灯的海洋。
看到从孩提时代就听说过的这座城市,我特别激动。
约翰内斯堡一直被描绘成梦幻般的城市。
这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城市,在这里,一个贫穷的农民可以变成富有的财主。
我想起了巴纳巴基在割礼训练期间讲过的一个又一个的故事:那里的楼房高得让你看不到楼顶,那里的人讲的语言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那里到处都是豪华的汽车、漂亮的女人和横冲直撞的魔鬼。
这是一座黄金城市,我很快就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在城市的近郊,交通越来越拥挤。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路上同时有那么多汽车。
即使是乌姆塔塔,充其量也不过有几辆汽车,而这里却有成千上万辆。
我们绕城环行,而没有直接进城。
但是,我能隐约看见那一片一片的高楼大厦,在昏暗的夜空中显得更加昏暗。
在路上,我看见巨大的广告牌上展示着香烟、糖和啤酒广告。
所有这一切,似乎特别地富有魅力。

很快,我们来到了大片的豪宅区,即使最小的豪宅也比摄政王的王宫大。
豪宅前都有草坪和高大的铁门。
我们开车进入其中一所豪宅的停车道,这里是老太太的女儿居住的地方。
佳士提斯和我被安排在佣人居住的偏房,我们将在那里住一宿。
向老人道完谢后,我们就进入了房间,躺在地板上休息。
但是,约翰内斯堡的繁荣让我如此激动,我感觉仿佛自己那天晚上是在漂亮的羽毛褥垫上睡的觉。
希望似乎是无限的,此时的我就像是经过长长的跋涉到达了终点。
但事实上,这只是在更长更长的旅途中迈出的第一步,它将以我当时没有想象到的方式继续考验我。

第12节:约翰内斯堡(1)
约翰内斯堡
10
亚历山大的生活是愉快的,也是令人感到不稳定的。
那里的气氛活跃,那里的精神富有冒险性,那里的人民足智多谋。
尽管那里的城镇也有个别漂亮的建筑,但是,公正地说,那里可以用“贫民窟”、“当局对那里的生活漠不关心”来描述。
那里的道路什么也没铺,脏乱不堪,饥饿、营养不良的儿童半裸着身子四处乱跑。
空气中混合着浓浓的、从马口铁火盆里和炉灶里冒出的煤烟。
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路旁流进水塘里的死水蛆满为患,散发着恶臭。
由于根本没有电,亚历山大被认为是一座“黑暗城镇”。
夜间步行回家非常危险,因为没有灯光。
寂静偶尔被喊叫声、狂笑声和枪声打破。
这种黑暗与特兰斯凯的黑暗完全不同,那里的黑暗似乎是把一个人包裹在欢迎的怀抱里。

城镇区拥挤得令人绝望,每平方英尺土地不是被摇摇欲坠的房子占据,就是被铁皮房子充斥。
在特别差的地方,邪恶暴力经常发生。
生命在这里是廉价的,夜里经常发生动枪动刀的暴力事件。
这里身带“抖腕弹出刀”的强盗很多,也很出名,当地人把这些强盗称作“曹次司”(歹徒)。
那个年月,他们模仿美国电影明星,头戴浅顶呢帽,身穿双排扣上衣,系着宽而华丽的领带。
在亚历山大,警察出警是生活中的一大特点。
警察经常大量地抓人,因为那里的人行施暴力,拥有烈性酒,也不缴纳人头税。
几乎每个角落里都有铁皮房地下酒吧、非法沙龙,这些地方都出售家酿啤酒。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
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非洲人在这里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
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
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
为了让非洲人生活在农村或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非洲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
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
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
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考撒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
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
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亚历山大在我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这是我离家之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
尽管后来我居住在索韦托地区的奥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远比居住在亚历山大的时间长,但是,我总是这样看,虽然在亚历山大没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是自己的家,而奥兰多虽然有自己的房子,但它却不是自己的家。

在亚历山大的第一年中,我比在库奴生活的孩提时代更加了解贫穷的含义。
我似乎从来就没有钱,我想方设法依靠各种生活资源生存着。
律师事务所每周付给我两个英镑,其中包括合同约定职员一般要付给律师事务所的一大块学徒费。
在每周两英镑的收入中,作为房费,我每月支付库玛先生13先令4角;来往亚历山大最便宜的交通方式是只供非洲人乘坐的“当地巴士”,每月要支付一英镑12先令,这用去了我收入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为了通过函授完成学业,我还要支付南非大学的各种学习费用;另外大约一个英镑是生活费。
薪金的一部分还要购买更重要的物品——蜡烛,没有蜡烛我就无法学习。
我买不起一盏煤油灯,蜡烛陪伴着我每天苦读到深夜。

显然,每个月我都要差几便士。
为了节省车费,每月有几天我要早晨跑六英里去城里上班,晚上再跑六英里回家。
我常常饿着肚子度过一天又一天,衣服也无钱更换。
希代尔斯基先生有一次把他的一身旧衣服给了我,他与我一般高。
衣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五年中我几乎天天穿着那身衣服,到后来,那套衣服到处是补丁摞补丁。

一天下午,我乘巴士回亚历山大,与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人坐在一起。
他是那种喜欢穿美国电影中强盗穿的服装的青年人。
我发现我的衣服刚刚触及他的衣服边,他就看到了,于是他非常在乎地动了动身,使我的衣服不再靠在他的衣服上。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想起来有点可笑,但是当时却是令人痛心的。

帮助穷人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帮助穷人常常是真实友情的孵化器。
当有钱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向你表示友好,但是,当你贫穷的时候,则很少有人与你交往。
如果财富是一块吸铁石,那么贫穷就是一个排斥器。
贫穷也常常会引起别人的同情。
一天早晨,为了省钱,我决定步行去城里上班。
在路上认出了一位年轻女士,她是我福特黑尔大学的同学,名叫皮利斯·马赛库。
她在大街的同一侧向我走来。
我由于穿得太破而不好意思见她,因此,想横过大街,希望她认不出我。
但是,我听她喊“纳尔逊……纳尔逊!”我停住了脚步,并转身走上前去,假装这时才认出了她。
她见到我很高兴,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有多么寒碜。
“纳尔逊,”她说,“这是我的地址,奥兰多东头234号,请你到我家里去玩。
”我决心不再自己羞辱自己,一天我需要正常地吃一顿饭,于是就来到了她的家里。
她没有因为我贫穷而小看我,从那以后,我经常去看她。

我的房东库玛并不富裕,但是,他是一位慈善家。
每个礼拜天,我往往一整天都在挨饿,他和他的夫人总是为我提供免费午餐。
那些蒸猪肉和蔬菜常常是我一周能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
不管我在哪里或做什么,礼拜天我决不会不到库玛先生家。
其余时间,我都是靠面包维持生活。
有时候,所里的秘书们也会给我带些吃的。

第13节:约翰内斯堡(2)
那时候我很落后,贫穷和乡土习惯有时会闹出笑话。
有一天,我搬到库玛先生家里时间不长,我走在从约翰内斯堡回家的路上,肚内十分饥饿。
我已经节余了一点钱,决定挥霍一次,买点鲜肉。
我好久没有吃到肉了。
因为周围没有正规的屠宰肉店,于是我走进了一家熟食店。
这是我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才看到的一种商店,透过玻璃,我看见一大块令人馋涎欲滴的肉。
我叫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先生给切了一块。
他把肉包好递给了我。
我拿着那块肉,抱着有一顿美餐等着我的梦想直奔家中而去。

当我回到亚历山大我的房间的时候,我招呼房东的小女儿。
她只有七岁,但她是一个聪明的小女孩。
我对她说:“你把这块肉拿去让你姐姐帮我做熟好吗?”我看她想笑,但又控制着没笑出来。
因为她十分尊敬长者。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于是问她是否有什么差错。
她乖乖地说:“这块肉是熟的。
”我问她说什么,她解释说我买的是一块火腿,可以直接吃。
这对我完全是一件新鲜事。
我没有承认自己完全无知,告诉她我知道那是一块做熟了的火腿,但我想热一下。
她知道我是在不懂装懂,便跑着离开了我。
那块肉好吃极了。

在亚历山大,我重新与生性活泼的爱伦·恩卡彬德续上了旧。
我在希尔德顿读书时就认识她,这时她正在亚历山大的一所学校里教书。
事实上,爱伦和我已经坠入了爱河。
在希尔德顿,我对她只是稍有了解。
直到在亚历山大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爱情种子才开始绽开花朵。
那时,我与她在一起的空闲时间太少了,谈情说爱很困难:我们周围总是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适合谈恋爱的地方。
我们唯一能单独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外面的露天场所,因此,爱伦和我只好在亚历山大城内的草地上或小山上走一走。
我们大多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当时间允许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搞一次野炊。

爱伦是斯威士人,尽管城内的部落观念越来越淡薄,但是,我的一位朋友却说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的关系,我明确反对这种观点。
但是,我们的不同背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
马布托太太对爱伦不感兴趣,主要因为她是斯威士人。
有一天,我正在马布托家里,马布托夫人听见有人叫门。
是爱伦,她正在找我。
但马布托夫人却说我不在。
后来她才对我说:“哼!纳尔逊,有位姑娘曾经来这里找你。
”马布托太太然后问我:“那个姑娘是山杠人吧?”尽管山杠人是名门望族,但是在当时,山杠人是个贬义词。
我对此很生气,说:“不,她不是山杠人,她是斯威士人。
”马布托太太坚持认为我应该找个考撒姑娘。

这个劝告并没有阻止住我。
我喜欢爱伦、尊敬爱伦。
我认为,不听这个劝告倒是有点绅士风度。
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与一位非考撒姑娘交往使我感觉自己很有胆识。
我年轻,在城里无依无靠,爱伦不但担当了我的浪漫伴侣的角色,而且还担负起母亲般的责任。
她养活我,给我信心、力量和希望。
但是,几个月后,爱伦就搬走了,我们痛苦地相互失去了联系。

库玛先生有五个女儿,每个都十分可爱。
最令人喜爱的是他的那个名叫迪迪的女儿。
迪迪和我差不多大,她多数时间都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白人区里做家政服务。
我刚刚搬进她家的时候,很少能见到她。
但是,后来当我对她熟悉了的时候,我也爱上了她。
但是迪迪对我却不屑一顾,原因是我只有一套补丁衣服和一件脏衬衣,形象与一个流浪汉没有什么两样。

迪迪每周末都返回亚历山大,总是在一位年轻小伙子的陪同下回家。
我估计送她回家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是她的男朋友,他帅气而又有钱,还有汽车,这是很少见的。
他身穿昂贵的美国式双排扣服装,头上戴着宽边帽子,很注意外表。
他可能干过强盗,对此我不敢肯定。
他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双手插在西装背心的衣袋里,显得很神气。
他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但能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把我看作他的情敌。

第14节:约翰内斯堡(3)
我希望告诉迪迪我爱她,但是我又害怕她不认真对待我的求爱。
我几乎算不上风流小伙儿,在女士面前有些腼腆。
我不知道或不懂得浪漫,而别人似乎玩浪漫丝毫都不费劲。
周末的时候,迪迪的母亲有时让迪迪给我送一盘食物,迪迪会端着盘子来到我的门口。
她似乎只是尽快地完成她的差使,而我则尽量让她多停留一会儿。
我会问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你在学校里达到几级水平?”我问她。
她回答说五级。
“你为什么不继续上学?”我又问。
她说上烦了。
“你一定要回学校继续上学,”我继续说,“你与我年龄差不多,这个年龄重新回学校学习不会错。
不然,到老了的时候你会后悔的。
你必须认真考虑考虑你的前途。
你现在条件很好,年轻、漂亮,有很多人追求你,但是,你需要一个独立的职业。

我知道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年轻男士向他爱上的年轻女士说的最浪漫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另外再对她说些什么。
她听得很认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否对我说的话感兴趣,或者说,她是否认为她比我更优越。

我想向她求爱,但又不愿意这样做,除非我确信她会答应我的求爱。
尽管我爱她,但我不想让她因为拒绝我而得到满足。
我想追求她,但又没有勇气和决心。
搞恋爱不像搞政治,小心谨慎通常不是好事。
我既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想我能够成功,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忍受万一不成功而获得的痛苦。

我在那个房子里大约住了一年,最终我也没有表露我的这种情感。
因为迪迪既没有对她的那位男朋友不感兴趣的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我更有意的任何意思。
我怀着对她的友谊和对她全家的热情款待十分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她和她的全家,随后好多年没有见到她。
后来有一天,我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的时候,有一位年轻女士和她母亲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那位年轻女士已经有了孩子,但她的男朋友仍然不愿意同她结婚,她想起诉她的那位男朋友。
那位女士就是迪迪。
只是当时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并且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
我看见她感到很难过,我想,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
最终,她没有起诉她那位男朋友,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尽管缺少浪漫,但我还是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开始养成了一种自立感,相信自己能够在我长大成人的这个世界上干出一番事业。
我慢慢发现,我不必依靠我的王室关系或家庭支持去发展。
我已经与那些不知道或不关心我与泰姆布王室有联系的人们建立起了关系。
我有我自己的家,尽管我的这个家很简陋,我要培养支撑自立所需要的自信和自力更生的精神。

1941年年末,我接到摄政王准备访问约翰内斯堡并想见我的信。
我很紧张,但是我知道应该见他,而且我也确实想见他。
他住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总部大院。
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是一个沿矿脉招募矿工的办事机构。

摄政王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很大。
他不再提我离家出走、福特黑尔大学和给我安排婚姻的事。
他对我客气又关心,以慈父的方式询问了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打算。
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认认真真地开始,并且与他为我设想的完全不同。
他没有试图劝我离开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十分感激。

我与摄政王的见面起到了双重作用:我不但恢复了自我,同时也恢复了我对他和泰姆布王室的崇敬。
我对我的旧亲属关系不再看得那么重要,这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离家出走的正确性的一种姿态,它同时也缓解了我与我热爱并器重的世界相隔离的痛苦。
这是对我回到摄政王温暖怀抱中的一种安慰。

在摄政王似乎对我很满意的同时,他对佳士提斯却很生气。
他说,佳士提斯必须回穆克孜韦尼。
佳士提斯已经与一个年轻女士形成了恋爱关系,我知道他没有回家的打算。
摄政王走后,摄政王的一位大臣潘金达沃起诉了佳士提斯。
当当地特派员传唤佳士提斯的时候,我答应帮助他。
在听证的时候,我指出,佳士提斯已经是成年人,他不必仅仅因为他父亲让他回去就回穆克孜韦尼。
潘金达沃讲话时,他没有就我的主张予以反驳,只是指责我对摄政王不忠。
他叫着我的氏族名字“马迪巴”,这样称呼的目的是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泰姆布血统。
“马迪巴,”他说,“摄政王关心你,供应你上学,对你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现在你却让他的亲生儿子离开他。
这是与你的监护人的意志相违背的,也是与他为佳士提斯铺设的道路背道而驰的。

第15节:约翰内斯堡(4)
潘金达沃的话狠狠地打在我的心上。
佳士提斯确实与我的命运不同,他是摄政王的儿子,将来有权继承王位。
听了潘金达沃的这番话后,我告诉佳士提斯我的主意变了,我认为他应该回去。
他对我的这个反应不理解,拒绝听我的话,决心留下来。
他一定是把我的劝告告诉了他的女朋友,因为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理我。

1942年初,为了节约费用,并尽可能住得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近一点,我从库玛家后面的那个小房子搬到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
我得到了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的帮助,他在我的生活中又一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主动决定在金矿协会大院免费为我提供食宿。

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社团,那里有索托人、茨瓦纳人、温达人、祖鲁人、派迪人、山杠人、纳米比亚人、莫桑比克人、斯威士人和考撒人。
那里很少有人讲英语,而是讲意大利混合语,也叫法纳加罗语,是一种多种语言混杂而成的语言。
在那里,我不仅看见种族之间的对立,而且也看到不同背景的人也有可能联合在一起。
我仍然感觉不太适应,我不是在地下当矿工,而是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学习和工作。
在那里,我唯一的体力活动就是去外面办事或整理资料。

因为威特沃特斯兰德当地劳工协会大院是来访酋长的落脚之地,因此,我能见到来自南非各地的部落首领。
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了现在叫莱索托,过去叫巴苏陀兰的摄政王后曼彩博·摩什威士韦。
王后由两个酋长陪着,他们都认识萨巴塔的父亲章吉利兹韦。
我向他们请教了有关章吉利兹韦的事情,他们谈了一个小时。
在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他早年的故事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了泰姆布兰。

王后特别注意我,有时直接与我谈话。
不过,她讲的是塞索托语,我只懂得只言片语。
塞索托语是索托人和茨瓦纳人的语言,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
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然后用英语说:“你连自己的语言都不懂,将来还当什么律师和领导人?”我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使我很难堪,也使我清醒。
它使我认识到自己目光短浅,没有做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准备,我自觉不自觉地屈服于白人政府鼓励的种族区分,不知道如何同自己的亲属朋友讲话。
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与人们交流,也就谈不上理解他们;没有语言,就不能共享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也不能掌握他们的历史、欣赏他们的诗词和歌曲。
我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不是讲不同语言的不同的人,我们是讲不同语言的同一种人。

摄政王访问约翰内斯堡之后不到六个月,佳士提斯和我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那是1942年的冬天。
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差,他的去世并不十分令人感到突然。
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的,因为发给佳士提斯的电报给丢失了。
我们立即动身去特兰斯凯,到达的头一天,摄政王的葬礼已经举行了。

尽管我因为没有赶上摄政王的葬礼而痛心,但是又为在他去世前与他消除了隔阂而庆幸。
我不是不感到内疚,我知道,即使是我与摄政王疏远的时候,虽然我的朋友可能会抛弃我,我的一切计划可能会落空,我的希望可能都会破灭,但是,摄政王决不会抛弃我。
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对他不尊重,我不知道我的离家出走是否与他的逝世有关。

摄政王的逝世使政治舞台上失去了一位开明的、宽容的领袖。
他实现了一切伟大的领袖人物所追求的标志性目标:让他的人民团结一致。
大家都忠于他,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还是改革主义者、白领官员还是蓝领矿工。
不是因为他们总是与他保持一致,而是因为摄政王倾听和尊重不同的意见。

葬礼后,我将近在穆克孜韦尼待了一周,这是一段回顾与发现的时间。
没有什么事情像回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而自己的生活却已经发生变化那样令人浮想联翩。
大王宫依然如故,与我在那里长大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观点和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演变。
我不再向往在公共事业中服务或在当地事务局担任翻译的职业;我不再认为我的前途与泰姆布兰和特兰斯凯捆绑在一起;我甚至认为我的考撒语言不再那么纯正,受到了祖鲁语言的影响。
祖鲁语是矿脉一带的主要语言之一。
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接触了像高尔·瑞德贝这样的人;我在律师事务所获得的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信仰,我回想起当年那位年轻小伙子,他离开了穆克孜韦尼,作为一位土著人,他的视野很小。
现在,我相信我是从事情的本来面貌理解这些事情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幻觉。

第16节:约翰内斯堡(5)
我仍然感觉自己的大脑和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我的心告诉我,我是一个泰姆布人,我被抚养成人,并被送进学校读书,这样我就在维护王权中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难道我对去世的先人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使我得到摄政王的关爱的我的父亲没有感激之情?难道我对像亲生父亲一样关爱我的摄政王本人没有感激之情?但是我的大脑却告诉我,按照自己的意愿计划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
难道不允许我作出自己的选择吗?
佳士提斯的情况与我的情况的确不同。
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
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
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这样一句话:“Ndiwelimilambo enamagama”(我渡过了著名的河流)。
意思是说,一个人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从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
在我独自一人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
自从1934年,我在自己的土地上也渡过了许多重要河流:在我去希尔德顿的时候,我渡过了穆巴谢河和大凯河;在我去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渡过了奥兰治河和法尔河。
但是,我还有许多河流需要渡过。

1942年年末,我通过了最后一次文科学士学位考试,取得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资格。
我为取得学位而自豪,不过,我也知道,学位本身既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法宝,也不是轻易取得成功的通行证。

在律师事务所,我与高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让希代尔斯基越来越恼火。
高尔说,教育对我们的进步是基础,但是,他指出,至今没有哪国人民或哪个民族仅仅通过教育而获得自由。
“教育确实是好东西,”高尔说,“但是,如果我们准备依赖教育,我们将需要等上100年才能等来我们的自由。
我们贫穷,我们几乎没有教师,甚至连学校都没有。
我们甚至没有教育自己的权利。

高尔认为,解决的办法不能到滔滔不绝的理论中去寻找。
他断言,对于非洲人来说,变化的引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是在南非寻求权利的最好方式。
他强调,非洲人国民大会倡导变革的历史十分久远,它建立于1912年,是南非最早的全国性非洲人组织。
它的章程公开谴责种族歧视,其领导人来自不同的部落团体,倡导非洲人的目标是全南非公民化。

尽管高尔缺乏正规教育,但他事实上从各方面都是我的老师。
中午吃饭休息期间,他常常即兴发表演说。
他借书给我读,推荐人士同我交流,推荐会议让我参加。
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学过两个学期的现代史,尽管我也知道许多历史事件,但是,高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过程和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
我感觉好像是在亲临其境地学习历史。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全身心地投入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似乎是为自由而生。
高尔有时一天出席几个会,在会上他总是作为演说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似乎只考虑革命,而不考虑别的任何事情。

我与高尔一起去参加城区咨询委员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
我是以观察者而不是以参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些会议的,因为我从没想过在会上发表任何讲话。
我是为了解讨论的问题、评价争论的焦点、领教演讲人员的口才而参加会议的。
咨询委员会的会议大多马虎、敷衍、官僚,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议则往往争论活跃,讨论的问题包括议会、通过法律、公共汽车票价等一切对非洲人有影响的公共话题。

1943年8月,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由四便士涨到五便士。
高尔是这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
在这次罢工中,我认真观察了高尔。
这次罢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初步告别了观察者的身份,真正成为一个参与者。
我发现,与人民一起游行是令人高兴和鼓舞的事情。
我也对那次罢工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罢工后连续九天公共汽车一直空车运行,公共汽车公司不得不把车费又恢复到了四便士。

第17节:约翰内斯堡(6)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
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马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
他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完全从供求关系这个棱镜观看世界。
一天,马勒先生指着窗外说:“看外面,纳尔逊,你看没看见那些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他们在追逐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地工作?我告诉你,他们都在追逐钱财。
因为钱财就等于幸福,也是你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
‘金钱,不是别的,是金钱,一旦你有了足够的金钱,你生活中就再也不缺别的东西了。
’”
威廉·史密斯是一个做非洲人财产生意的有色人,经常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转。
史密斯是工商工人联盟的老盟员。
工商工人联盟是柯莱门茨·卡德利埃发起成立的南非第一个黑人商会。
但是,史密斯的观点自从这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纳尔逊,”他说,“我涉足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为此而后悔。
我的年华都浪费在了徒劳之中,为空虚而自私的人服务,这些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
他们假装为政治服务,凭我的经验,那不过是从穷人身上窃取钱财的骗局。

希代尔斯基不参加这些讨论,他好像认为讨论政治几乎与参与政治一样浪费时间。
他一次又一次地劝我远离政治,他以高尔和瓦尔特·西苏陆为例提醒我:“这些人会毒害你的大脑。
”“纳尔逊,”他问我,“你要当一名律师对不对?”我说“对”。
“如果你要当律师,你就要当一个成功的律师,难道不对吗?”我又回答说“对”。
“那好,如果你参与政治,”他说,“你的工作就要遭受损失。
你将与当局产生麻烦,而这些人又往往是你工作中的同盟者。
你将失去客户,陷入破产。
你的家庭就会破裂,最终你将被投入监狱。
如果你涉足政治,这就是你的结局。

我听着这些人说的话,认真掂量这些话的分量。
这些话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已经倾向于某种政治,但是,我不知道我所倾向的政治是什么政治和为什么倾向这种政治。
我正在边缘上徘徊,不知如何是好。

只要一涉及我的工作,高尔就不仅仅是在劝告我了。
1943年初,这时我已经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将近两年。
他把我拽到一边说:“我的小伙子,只要我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他们就决不会与你签订工作合同,不管你有没有学位。
”我感到惊讶,告诉高尔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因为,他又没参加律师培训,他的工作怎么会影响我与该律师事务所签订工作合同。
“没问题,纳尔逊,”他继续说,“他们将会说:‘我们有高尔,他能对我们的人讲法律,我们为什么再要一个呢?高尔已经为我们律师事务所带来了客户。
’但是,他们不会当面对你说这件事。
他们只是往后推,拖延时间。
你当律师,这对我们在这个国家里的斗争前途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准备离开这个律师事务所,自己开办一个房产代理公司。
当我走了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你签订劳动合同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我请求他不要辞职,但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
几天内,他向希代尔斯基递交了辞呈,正如高尔说的那样,希代尔斯基最终与我签订了劳动合同。
我不能说高尔的辞职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辞呈是他慷慨无私的又一证明。

1943年初,我通过了南非大学的考试之后,需要回福特黑尔大学办理毕业手续。
在我动身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我决定为自己买一身合适的衣服。
为此,我不得不向瓦尔特·西苏陆借钱。
当我要去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摄政王为我买过一身新衣服,现在在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要自己给自己买一身新衣服。
当时,我还从我的朋友兼校友兰道尔·皮特尼那里借了一身校服。

我的侄子K.D.马叹兹玛已于几年前毕业,他开车把我母亲和摄政王的遗孀“非英格兰”送到福特黑尔大学参加我的毕业仪式。
我为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感到很高兴,事实上,“非英格兰”王后来参加我的毕业仪式使我感觉好像是摄政王亲自为我的毕业祝福。

第18节:约翰内斯堡(7)
毕业后,我在达利旺伽(马叹兹玛的氏族名,我通常这样称呼他)家里住了几天。
达利旺伽已经选择了世袭酋长的道路。
他按照世袭关系要出任泰姆布兰埃米格兰特的酋长。
埃米格兰特位于特兰斯凯的最西部。
我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劝我当上律师后回乌姆塔塔工作。
“你为什么住在约翰内斯堡?”他问道,“你更需要在这里工作。

这个建议有一定道理:在德兰士瓦的专业非洲人员当然比在特兰斯凯的专业非洲人员多。
我告诉达利旺伽,他的建议为时尚早。
但是,我心中知道自己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通过与高尔和瓦尔特结识,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是要为全南非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某一个局部或某一部分人服务。
我感觉到生命中的潮流正在把我从特兰斯凯冲走,冲向似乎是属于中心的地带,冲向忠于地区利益让位于忠于全南非的共同利益的某个地方。

在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给了我自省和反思的时间。
自己的旧设想与实际经历之间的反差强烈地震撼了我,使我丢弃了以前那种大学毕业自然要当官做老爷和我与泰姆布王室的亲属关系自然保证我的尊贵地位的想法。
有一份成功的职业和可观的薪金不再是我的最终目标。
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政治领域,因为我不再满足于我原有的信仰。

在约翰内斯堡,我进入了见识和实际经验比高学历更重要的圈子里。
我恰恰在得到学位的时候才发现,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好像与我的新环境没有什么关系。
在大学里,老师们羞答答地避开诸如种族压迫、非洲人缺少机会、镇压黑人的法律和规定这样的课题。
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
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在我1943年初回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我考入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学士。
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这是预备性培训。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家习惯称“威特大学”,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偏北部的布拉姆方丹,许多人认为它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使我第一次接触白人,而在福特黑尔大学我只是偶然接触到来自格拉姆斯敦的罗德斯大学的白人学生。
但是,在威特大学,我却直接与白人一起上课。
这对他们和对我一样,都感到新鲜,因为我是法律系唯一的非洲学生。

南非讲英语的大学是自由价值的孵化器,这是对这些接收黑人学生的大学的一种赞扬。
对于南非白人大学,这种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
除了服务人员外,始终只有我一个黑人。
往最好处说,我被别人当珍奇人物看待;往最坏处说,我被别人看作是一位闯入者。
这种经历并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
我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十分警惕。
我既遇到过慷慨,也遇到过敌意。
尽管我设法寻找同情自己的白人,而且这些白人成了我的朋友,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
但是,威特大学的大多数白人并非不是种族歧视者或不抱种族成见的人。
记得有一天,我上大堂课时迟到了几分钟,因此没注意与一个名叫萨雷尔·替基的同学靠着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他后来成为合众党的一位议员。
尽管这堂课已经开始,并且只有几个空位子,但是,他却故意地收拾起东西挪到离我比较远的座位上。
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
没有人说“卡非尔”(非洲黑人)这个词,但是,他们的敌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感觉倒是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法律教师哈罗先生是一个严格而聪明的人,不允许他的学生有过多的独立性。
当他谈到女人和非洲人的时候,他坚持一种奇怪的法律观点。
他说女人和非洲人不应该当律师,他认为法律是社会科学,而女人和非洲人的大脑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不能掌握错综复杂的法律内涵。
他曾经告诉我,我不应该在威特大学学习,而是应该通过南非大学取得学位。
尽管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无法证明他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非洲学生的处境是十分凄惨的。

第19节:约翰内斯堡(8)
我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人,他们与我一起经历了解放斗争的兴衰。
没有他们,我将没有成就可言。
许多白人学生让我感到超乎寻常的温暖。
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佛斯特。
那时和现在一样,乔是我遇见的头脑最敏锐、思维最敏捷的人物之一。
他是一位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因为精神高尚而知名。
鲁思具有外向的人格,也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
他们两人都是南非犹太移民的孩子。
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身友谊。
乔治是希腊移民的孩子,是一个富有同情心且头脑敏捷的人。
布拉姆·费希尔业余时间当助教,他是一个著名的南非白人家庭的子孙。
他爷爷曾是奥兰治殖民地的首相,父亲则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
尽管他可以一直担任南非的首相,但是,他却成为我所知道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最勇敢、最坚强的朋友之一。
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
朱利斯·布朗德及其

Chapter_2
夫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事业的精英。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尽管在福特黑尔大学也有一小部分印度同学,但他们住在另一个旅店里,我很少与他们接触。
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弥尔、J.N.辛格、阿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同他们成了朋友。
这个紧密团体的中心是伊斯梅尔的住处,位于市中心住宅区考尔沃德平房13号,有4个房间。
我们在那里学习、谈话,甚至跳舞,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这里成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司令部。
如果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火车,我有时就住在那里。

伊斯梅尔·弥尔是一个聪明而严肃认真的人,他出生于纳塔尔。
在威特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成为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要成员。
J.N.辛格是一个多数人喜欢的漂亮小伙子,与所有有色人都处得很融洽,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党员。
有一天,伊斯梅尔、J.N.辛格和我正在急急忙忙地去考尔沃德平房,尽管事实上是印度人能乘而非洲人不能乘有轨电车,但是,我们还是都乘坐了有轨电车。
还没走多远,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就用南非荷兰语对伊斯梅尔和J.N.辛格说不允许他们的“卡非尔”(非洲黑人)朋友乘坐。
伊斯梅尔和J.N.辛格对那位售票员非常气愤,告诉对方他们连“卡非尔”这个词都不懂,用这样的名字称呼我是对我的冒犯。
那位售票员立即让电车停下来去喊警察,警察把我们逮捕并送进警察局控告我们,并命令我们第二天去法院应诉。
那天夜里,伊斯梅尔和J.N.辛格安排布拉姆·费希尔为我辩护。
第二天,地方法院院长似乎了解布拉姆的家庭关系,我们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我第一次看到,执法人员的眼睛一点都不会放过黑人。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
我融入了我们自己那一代的白人和印度知识分子之中,这些青年人将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运动的先锋。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在坚定地开展自由解放斗争,尽管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为了被压迫人民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第20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1)
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
13
非洲人不能投票,但这并不意味我们不关心谁赢得了选举。
在1948年的白人大选中,执政的合众党在珍纳罗尔·斯马茨的领导下反对复兴的国民党。
当时,合众党正处于国际威望鼎盛时期。
在斯马茨使南非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阵营的同时,国民党拒绝支持英国而公开同情纳粹德国。
国民党的竞选运动以“黑人危险”为中心,在竞选中打出了两个口号:“黑人们留下”、“苦力们滚出这个国家”。
苦力是南非白人对印度人的贬称。

在荷兰归正会的前牧师、一家报社的编辑丹尼尔·马伦的领导下,国民党是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党派。
他们对英国人充满着仇恨,英国人几十年来一直把他们当作次等人;他们对非洲人也充满着仇恨,国民党人认为黑人是对南非白人文化的繁荣和纯度的威胁。
非洲人只是对珍纳罗尔·斯马茨不忠,而我们则不仅仅是对国民党不忠。

马伦的理论平台就是种族隔离。
种族隔离是新术语、旧思想。
其字面的意思是“隔开”,它代表的是一种压迫制度下的所有法律、法规的总和,这些法律和法规使非洲人在地位上低于白人达几个世纪。
这种或多或少的非法现实无情地被合法化。
在过去300年中,偶然的隔离常常被巩固成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其行政手段是残忍的,行政范围是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种族隔离的前提是白人比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优越,其作用就是永远维护白人的霸权地位。
正如国民党人所指出的那样:“白人必须始终保留其上司地位。
”他们的理论平台是建立在“白人至高无上”这一基础之上的,“白人至高无上”的含蓄意思就是在各个领域内保持白人的绝对统治。
这个理论得到了荷兰归正会的支持。
荷兰归正会用宗教理论为种族隔离提供依据。
这种宗教理论暗示南非白人是上帝选择的人,黑人是南非白人的附属。
按照南非白人的世界观,种族隔离和教会两大武器要同时并举。

国民党的胜利起源于南非白人统治被英国人推翻。
英语作为一种官方语言仅次于南非荷兰语。
国民党的口号包藏了他们的使命:“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土地。
”按照南非白人扭曲的宇宙理论,国民党的胜利就像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一样。
这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南非应该永远是白人的国家。

这次胜利也是一种震惊。
合众党和珍纳罗尔·斯马茨打败了纳粹,他们也一定能击败国民党。
在大选的那天,我与奥利佛·塔博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一个选举大会。
我们仅仅是探讨国民党人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这个政府。
选举进行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卖报的售货亭正在出售《兰德每日邮报》:国民党人胜利了。
我感到吃惊和失望,而奥利佛则说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
他说:“我喜欢这个结果。
”我想象不出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解释说:“现在我们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将采取什么立场。

就连珍纳罗尔·斯马茨也认识到了这种理论的危险,他把“种族隔离”谴责为“狂热的概念”,是由于偏见和恐惧而产生的理论。
自从国民党人选举的那一时刻,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从今以后将成为紧张和冲突的战场。
在南非历史上,唯我独尊的南非白人政党第一次把持了南非政府。
马伦在他大选胜利后演讲时宣布:“南非属于我们了。

同一年,青年团在穆达起草的、执行委员会公布的文件中阐述了自己的方针,这就是号召一切爱国青年推翻白人独裁统治。
我们反对南非共产党人关于非洲人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受压迫而不是作为一个种族受压迫的见解,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由非洲人自己领导发动一个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们提倡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废除禁止非洲人从事技术工作的种族歧视法律,要求实行自由义务教育。
该文件也重点批评了更极端的马库斯·伽韦主张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民族主义与青年团的民族主义两大理论之间相互拆台的做法。
后者承认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我赞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极端革命倾向。
我对白人不满,而不是对种族歧视不满。
虽然我不准备把白人赶进大海,但是如果他们爬上他们的轮船自愿地离开这个大陆,我将十分高兴。

青年团或多或少地对印度人和有色人更友好一些,与非洲人一样,把印度人也说成是被压迫的人民。
但是,印度人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祖国——印度。
有色人也是被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像印度人,他们除了非洲之外并没有自己的祖国。
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方针政策,我愿意接受印度人和有色人。
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利益是不相同的,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来。

马伦立即开始实行他的恶毒纲领。
上台几周内,国民党政府就赦免了战时的叛徒罗贝·雷布朗特——他曾经组织叛乱,支持纳粹德国。
国民党政府企图限制商会运动,废除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有限的权利。
《选民分离代表法》最终剥夺了有色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权。
《禁止通婚法》于1949年出台,随后紧接着又出台了《不道德行为法》,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性关系非法化。
《人口登记法》把南非人按种族加注标签,使肤色成了个人最重要的仲裁条件。
马伦出台了《社团区域法》,并把这个法描述成“种族隔离的核心”,要求为每个种族社团划分居住区。
过去,白人依靠武力夺取土地,现在他们又通过立法把掠夺的土地合法化。
面对来自政府的这种新的强大威胁,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走上不平常的历史性道路。
194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把自身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
青年团起草了行动纲领,纲领的核心就是发动群众运动。

第21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2)
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该组织采纳了青年团的行动纲领,号召举行联合抵制、罢工、被动抵抗、抗议示威及其他形式的群众行动。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过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策略一直是把其活动控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们青年团团员早就看到了采取合法的手段打击种族压迫的失败。
现在,整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开始迈出了更积极的一步。

如果没有内部的剧烈变动,这些变化是不会发生的。
在召开年会的前几周,瓦尔特·西苏陆、奥利佛·塔博和我在索菲亚顿埃克苏玛医生的家里私下会见了埃克苏玛。
我们向他说明,按照甘地在印度发动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和1946年开展的被动抵抗运动,我们认为采取群众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并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压迫面前太软弱。
我们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终究要准备冲破法律的束缚,并且如果有必要则愿意像甘地那样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坐牢。

埃克苏玛坚决反对,声称这种策略是不成熟的,只能让政府抓住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借口。
他说,这种形式的抗议,最终必然会在南非发生,但是,在眼下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是致命的。
他明确表态,他是一个远近闻名且事业有成的医生,他不会去坐牢,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
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
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
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
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
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
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
因为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S.莫罗卡为主席。
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
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
他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当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托洛斯基分子把持的组织。
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
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
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
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最富有的黑人。
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老爷爷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
19世纪,他老爷爷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
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
另外,大会还号召国庆节停止工作,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
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
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
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
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
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
如果我去参加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第22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3)
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
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保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
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
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
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
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
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动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小试身手。
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
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
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
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
他用挑战性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
我向你提出挑战。
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
”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感到很气愤。
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
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
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自由日大罢工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
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
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
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
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
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
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
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
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
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
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
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
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
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
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
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1950年7月26日举行国庆节抗议活动,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
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国庆节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
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第23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4)
是年,我被较早地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
埃克苏玛在落选后辞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职务。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
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
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
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作出决定,而且还要预料到来自像我自己这样的反对者的批评。

群众运动在南非是危险的。
在这里,非洲人举行罢工是犯罪,言论自由和运动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
举行罢工,一个非洲人不但要承担丢掉工作的危险,而且还要承担丢掉他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危险,甚至还会丢掉他在本地居住的权利。
根据我的经验,政治性罢工要比经济性罢工更危险。
因为出于政治上的不满而举行的罢工与因为一个明确的、诸如要求提高工资或减少劳动时间而举行的罢工相比,是一种更危险的活动,需要特别有效的组织。
国庆抗议日正是一次政治性罢工,而不是一次经济性罢工。

在酝酿7月26日大罢工中,瓦尔特走遍了全国,征求各地领导人的意见。
在他外出期间,我主持繁忙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这里是组织这次全国性大罢工的指挥中心。
每天,各种各样的领导人都到该办公室了解按计划准备这次罢工的进展情况。
他们有:达杜医生、迪利泽·穆吉、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J.B.马科斯、玉苏福·凯查利亚和他的弟弟毛尔伟、行动委员会书记高尔·瑞德贝、迈克尔·哈迈尔、皮特·拉宝罗、库恩撒托·英特拉纳。
我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行动,与各地领导人保持电话联系。
我们一点闲空都没有,匆匆忙忙地做着各种谋划。

国庆抗议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尝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的政治性大罢工,也是一次恰到好处的、成功的大罢工。
在城市里,多数工人都待在家里,黑人经营的商店和公司都关门停止营业。
在贝索尔,后来成为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的格特·西班德领导了5000人的游行队伍,这次活动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
国庆抗议日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给马伦政府传递了一个警示:我们不会在种族隔离面前一直保持被动。
因此,7月26日成为自由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解放运动中,它被看作是自由日。

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运动中担任重要角色。
我感觉到一种由于计划周密而取得对敌斗争胜利迸发出来的兴奋感和与可怕的敌人斗争中产生的同志情谊。

我正在学习的斗争是非常耗费精力的。
如果一个人投身于斗争中,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生活的人。
在准备国庆抗议日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马卡托·莱瓦尼卡出生了。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正陪着艾韦琳住在医院里。
但是,这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日常休息时间。
他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自1917年到1924年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的赛法库·马宝高·马卡托中的马卡托,一个是赞比亚主席莱瓦尼卡。
马卡托是一个佩迪酋长的儿子,他曾经带领志愿者反对不允许非洲人在比勒陀利亚人行道上行走的种族歧视性法令,他的名字对我来说是胆识和勇气的象征。

在国庆抗议日的准备期间,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我当时只有五岁的大儿子泰姆比问她:“我爹住在哪里?”我一直是深夜他已入睡的时候才回到家里,第二天他还没醒我就早早地离开了家。
我不想离开我的孩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十分想念他们,不知不觉我竟然几十天没和他们在一起。

在那些日子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更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
我长期坚持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
共产党的总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摩西·考塔尼经常深夜来我家,我们常常一直辩论到第二天早上。
考塔尼头脑清醒,自学成才,是德兰士瓦省一位农民的儿子。
他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反对我们?我们都反对同样的敌人,我们不想独揽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权力,我们也是为非洲民族主义而工作。
”最后,我无法找到理由反驳他的观点。

第24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5)
因为我与考塔尼、伊斯梅尔·弥尔和鲁思·佛斯特之间的友情和我对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观察,我越来越难找到对共产党抱有偏见的正当理由。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像J.B.马科斯、埃德温·莫福参亚纳、旦·图鲁麦和大卫·博帕佩这样的共产党人比别人更埋头苦干、努力工作,他们作为伟大的自由战士是无懈可击的。
达杜医生,1946年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作为一个争取人权的战士而起到的作用使他成为各个团体组织的英雄。
我不能再怀疑这些人的诚意。

即使我不再怀疑他们的献身精神,但是我仍然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哲学和实践角度提出问题。
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又知之甚少。
在与我的共产主义朋友开展的政治讨论中,我常常由于对他们的理论的无知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我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我找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全套著作,探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
我没有时间认真研究这些著作。
虽然我对《共产党宣言》产生了兴趣,但是研读《资本论》却让我疲惫不堪。
不过,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却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认为,这种思想与非洲传统思想很相似。
在非洲传统思想中,生活是共同享受的,财产是共有的。
我赞成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它既简单明了又慷慨无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辩证唯物主义似乎既是驱赶种族压迫黑暗的明灯,又是用来结束种族压迫的工具。
我认识到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通过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去认识形势。
因为,如果我们的斗争要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超越黑人和白人的概念。
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倾向于相信我能证实的东西。
我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很有道理。
商品价值是由进入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思想特别适合南非。
统治阶级支付给非洲劳工仅供生存的工资,然后在商品成本中增加价值,这种增加的价值被他们自己留下了。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响彻在自由战士的耳旁。
他关于通过斗争取得历史进步和革命飞跃中发生变化的思想同样富有感染力。
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政治家解决面临的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这就是我为什么改变对共产党人的看法、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其组织的立场的另一个原因。

有一个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能在坚持非洲民族主义的同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
对我来说,这并不矛盾。
我首先是一个为我们从少数统治者那里解放出来而战、为控制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同时,南非和非洲大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问题除了显明性和特殊性之外并不是独有的问题。
因此,一个把问题置于世界范围和历史过程之内进行研究的思想是有价值的。
我愿意使用一切必要的方式、方法加速清除人类偏见,加速结束沙文主义的、暴力的民族主义。
我不必要为了同他们一道工作而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深分裂。
悲观主义者总是说共产主义者正在利用我们,但是又有谁说我们不是在利用他们呢?
第25节:斗争是我的生命(1)
斗争是我的生命
17
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以西大约四英里,在露出地面的岩石上坐落着非洲人城镇索非亚顿。
该城镇最伟大的朋友之一特瑞弗·赫德尔森老爹曾经把它比作意大利的一座山城。
在距离不远的地方看去,那里确实有许多漂亮的东西:彼此相隔很近的红顶房屋、袅袅升入粉红色天空的炊烟、高耸云霄的橡胶树,但近距离则只能看到贫穷和悲惨。
在这种贫穷和悲惨中,在索非亚顿居住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
那里街道狭窄,并且是土路,街道两旁都是拥挤不堪的简陋小房。

索非亚顿是西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
这个区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
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
索非亚顿是德兰士瓦地区非洲人在1923年《城市区域法》出台前能购买小块地皮的为数不多的地区之一。
许多砖石结构的铁皮圆顶房屋仍然耸立在索非亚顿城内,使它具有一种古朴、优雅的感觉。
随着约翰内斯堡工业的发展,索非亚顿成为快速膨胀起来的非洲劳工的家园。
这里距离市区很近,生活十分方便。
劳工们就住在老住户前后院内建造的简陋小房子里。
他们可能几家人共住一个小房,40人共用一个自来水龙头。
尽管贫穷,但是,索非亚顿很有特色,对于非洲人来说,它就是巴黎的左岸和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它是作家、艺术家、医生和律师的家园。
它既时髦又传统,既有生气又非常安静。
它既是埃克苏玛医生的家乡(埃克苏玛曾在那里行医),也是各种各样的强盗横行之所,住在那里的著名强盗有伯利纳和阿麦力肯。
他们都采用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例如约翰·维恩和汉弗莱·博加特等。
索非亚顿有约翰内斯堡为非洲儿童建的唯一的游泳池。

在约翰内斯堡,西部搬迁计划意味着要把索非亚顿、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腾空。
当时,这三个城镇共有6万到10万人口。
1953年,国民党政府买了一片名叫“牧场”的土地,距离市区13英里。
三个城镇的人将分成7个不同的种族重新在那里安置。
政府的借口是清除贫民窟,这是试图把整个市区都划为白人区、只准非洲人临时在市区居住而放的烟幕弹。

政府受到了来自维斯特迪恩和纽兰兹周围地区支持者的压力。
这些地区是相对贫穷的白人区,那里的白人羡慕索非亚顿黑人拥有的好房子。
另外,政府要控制一切非洲人的活动,而这种控制在终身拥有不动产的市区是很难做到的。
在那里,黑人可以有自己的房地产,人们来去自由。
尽管通行证制度仍然实行,但是,非洲人进入自己终身拥有房地产的城镇不需要特别许可,不像非洲人进入市内某些区域那样,必须要获得特别许可。
非洲人在索非亚顿生活并拥有自己的房地产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
现在,政府无情地计划把索非亚顿的全部非洲人都搬到另一个黑人城镇,政府的计划是如此不怀好意,安置搬迁户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就开始实施搬迁。
索非亚顿的搬迁是继反抗运动之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同盟组织能力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尽管政府对索非亚顿的搬迁计划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努力,使得它直到1953年才开始实施。
到了1953年年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TIC)和当地纳税人协会发动人们进行抵制。
1953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省级执行委员会在索非亚顿奥丁电影院召开了公共大会,以讨论反对搬迁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活跃而很有生气的大会,有1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根本不惧怕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的存在。

召开这次会议的前几天,我和瓦尔特的禁止期满。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被禁止出席会议和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根据被安排我要在奥丁电影院发表讲话。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一个警察看见我和瓦尔特正在电影院外与反对搬迁的一位带头人胡德勒斯顿老爹讲话。
旁边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我们作为被禁止的人无权到那里去,然后命令警察逮捕我。
胡德勒斯顿老爹冲着朝我走过来的警察高声说:“不,亲爱的,你们要逮就逮捕我。
”警察命令老人站在一边,但是,他拒绝躲开。
在警察把老人推到一边的时候,我对那位警察说:“你们必须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是被禁止的人。
小心,我们的禁止已经期满,你们对我们逮捕是错误的。
你想,如果我们的禁止期未满,我们今天晚上能在这里与你说话吗?”
第26节:斗争是我的生命(2)
那位警察以其记忆力差而广为人知,当禁止期满的时候,他常常并不清楚,要不就是装傻。
那位官员相信了我说的话,他掂量了一会儿,然后命令警察撤离。
他们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走进大厅。

在大厅里,警察仍然傲慢无礼。
他们挎着手枪和来复枪,大摇大摆地四处走动,不时地推搡人群,说伤害别人的话。
我同其他几位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正当会议准备开幕的时候,我看见梅杰·普林斯陆带领着几个武装警察从通往主席台的门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我冲着他的眼睛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找我?”他摇了摇头,然后走上主席台,命令逮捕玉苏福·凯查利亚。
此时,玉苏福已经在演讲台的后面开始演讲。
就在他们抓住玉苏福的胳膊往下拽的同时,警察在外面已经逮捕了罗伯特·莱沙和阿迈德·卡特拉达。

人群开始喊叫并发出阵阵嘘声,我发现如果不控制事态的发展,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我跳上演讲台,带领大家唱起著名的“抗议之歌”。
我一唱出歌曲的开头几个字,大家就同我一起唱起来。
如果大家失去控制,我担心警察会开枪。
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天晚上都在索非亚顿城镇中心的自由广场举行会议,动员大家反对搬迁。
这些会议的场面声势浩大,会上不时回响着“Asihambi!”(我们不想搬迁!)的喊声和“Sophiatown likahaya lam asihambi”(索非亚顿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想搬迁)的歌声。
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房产拥有人、租房户和镇上的政务委员。
胡德勒斯顿老爹不顾警察让他把行为限制在教堂事务之内的警告,也频频在会上发表讲话。

有一个礼拜天晚上,在奥丁电影院发生那次事件后不久,我准备在自由广场发表讲话。
那天,大家心情很激动,他们的激情无疑影响了我的情绪。
那天晚上有许多年轻人在场,他们义愤填膺,准备采取行动。
和往常一样,警察聚集在周围,身上带着枪和铅笔,铅笔用来记录在会上谁发表了讲话和讲了些什么。
我情愿与警察保持透明,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即使是他们厌恶的东西,我们也想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讲话,话题从反抗运动之后政府的镇压愈演愈烈开始。
我说,政府现在惧怕非洲人民的力量。
发表讲话时,我越讲越激动。
那年月,我被认为是煽动闹事的演讲家。
我喜欢鼓动群众,并且那天晚上我正是这样干的。

当我谴责政府残暴、不讲法律的时候,我有点讲过了头。
我说,被动反抗的时间结束了,非暴力是一种行不通的反抗策略,依靠这样的策略决不会推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少数白人政权。
那天晚上,我说暴力是唯一能够消灭种族隔离的武器,我们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使用这个武器。

大家都很激动,特别是青年人,他们一阵一阵地鼓掌和欢呼。
他们准备按照我当时说的去做。
那时,我开始唱起一首“自由之歌”,歌词是:“有敌人,让我们拿起武器,对他们展开袭击。
”大家也跟着唱起来。
当唱完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指着警察说:“那里有四个敌人!”大家又开始欢呼,并冲着我指的方向打着挑衅的手势。
警察看上去有些紧张,他们有的人指着我似乎在说:“曼德拉,我要让你对此事负责。
”我没有理会,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后果。

我那天晚上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一直在考虑未来怎么办。
政府采取了措施,防止再次发生反抗运动之类的事情。
我开始分析考虑其他斗争方式。
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心开展群众斗争,让南非广大的工人、农民都投入到同一个运动之中,形成足够强大的、能推翻白人压迫的力量。
但是,国民党政府正在千方百计地使一切合法的表示异议或抗议的方式都变成不可能的事情。
我看到,政府无情地镇压广大非洲人举行的任何合法的抗议活动,一个警察政府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开始怀疑,合法的和宪法规定之外的抗议都将很快被制止。
在印度,甘地一直与外国统治势力周旋,最后外国势力变得更实际、更有远见。
南非的白人却是另一种情况。
只要坚持同样的准则,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就会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和平抗议中发生暴力,其作用也就变得不复存在。
在我看来,非暴力并不是一种道德原则,而是一种斗争策略。
使用无效的武器就没有道德可言。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想还不成熟,对我来说还是一件言之过早的事情。

第27节:斗争是我的生命(3)
非暴力被动性反抗当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贯原则。
当他们知道我发表了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宣扬这个有违既定方针的激进思想而受到了严厉责备。
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也有人同情我的观点,但是,没有人支持我发表这些观点的过激方式。
他们告诫我,我宣传的思想不但太超前,而且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讲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会导致敌人彻底摧毁我们的组织。
我接受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从此之后,我在公开场合都忠实地捍卫非暴力策略。
但是,我心中明白,非暴力策略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

那些日子,我常常与执行委员会发生摩擦。
1953年初,鲁图利酋长、Z.K.马修斯教授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小部分高级领导人被邀请与一伙正在组建自由党的白人见了面。
后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几个人要求他们提交与自由党人会见情况的报告。
而参加会见自由党人的几个人拒绝提交这样的报告,说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与那几个自由党人会的面。
我们继续就此事与他们纠缠,最后,马修斯教授说,那是一个被特别授权的会谈。
马修斯也是一位律师,我有点气愤地说:“你们能与白人自由党讨论问题,然后又不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与大家通报情况,你们是什么领导人?那是你们找的麻烦,你们惧怕白人,你们把与他们合作看作比与你们的非洲同志合作还要重要。

这次冲突使马修斯教授和鲁图利酋长都很恼火。
首先,马修斯教授反驳说:“曼德拉,你们了解过白人吗?我告诉你,不管你是否了解过白人,你仍然是无知的。
即便是现在,你也仅仅是刚刚脱下学生服装罢了。
”鲁图利则冷冰冰地发着火说:“好,如果你们责怪我害怕白人,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辞职。
如果你那样说,那么我也就那样干。
”我不知道鲁图利是否是在吓唬人,但是,他的威胁确实让我很害怕。
我说话太鲁莽,没加考虑,不负责任,现在我很后悔。
我马上收回我对他们的指责,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我是个年轻人,企图用战斗性弥补自己的无知。

我在索非亚顿发表讲话的同时,瓦尔特·西苏陆告诉我,他被邀请以客人的身份出席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和平与友谊”青年学生节。
由于邀请的时间紧迫,他没有机会向全国执行委员会请示。
我十分希望他去,不管请示执行委员会与否,我都鼓励他去出席会议。
瓦尔特决心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帮助他办理了证明他身份和国籍的代用护照(政府绝对不发给他正式护照)。
瓦尔特·西苏陆和杜马·诺克韦为团长的代表团将乘坐唯一允许持代用护照者乘坐的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布加勒斯特出席会议。

尽管我遭到了执行委员会的责备,但是,我仍然相信国民党人的政策将很快使非暴力策略变成一个更有局限性、更不起作用的策略。
瓦尔特知道我的想法,在他动身去布加勒斯特之前,我向他提了个建议:他应该设法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他们讨论向我们提供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的可能性。
瓦尔特赞成这个主意,答应顺便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些行动纯粹是我的个人行动,也是很大胆的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行动是出自一个头脑发热的革命者未经认真思考且无组织纪律的行动,是由于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政府在维护这种不道德中残酷无情而使受到伤害的人所采取的行动。

瓦尔特的出访在执行委员会中引起了一场风波。
我承担起了转达他的个人辩解的任务。
不过,我没有提及我建议他顺访中国的事情。
鲁图利批评说,这是无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行为规范,马修斯教授对瓦尔特出访社会主义国家感到惊愕,执行委员会对瓦尔特的出访动机产生了怀疑,要求我对情况作出说明。
有的人提出要处分瓦尔特和我,但是后来并没有给我们处分。

瓦尔特设法到了中国,在那里,他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
他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希望中国对南非的斗争给予支持的愿望,但是,当他谈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想法时,中国领导人表示有些担心和谨慎。
他们告诫瓦尔特,武装斗争是极端严肃的行动,他们询问南非的解放运动是否成熟到可以采取武装斗争的程度。
瓦尔特带着中国领导人的鼓励回到了南非,但是他并没有带回枪支。

第28节:斗争是我的生命(4)
20
索非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是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激烈斗争。
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政府坚持政府的立场。
在1954年全年一直到1955年,每个礼拜的礼拜三和礼拜五晚上都举行大会。
会上的演讲者一个接一个,继续谴责政府的搬迁计划。
在埃克苏玛的指导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税人协会以书信和请愿书的形式向政府提出抗议。
我们打着“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
这个口号成为台上演讲者和台下听众的共同口号。
有一天晚上,这个口号甚至使小心谨慎的埃克苏玛喊出震撼人心的、19世纪用来联合非洲战士参加战斗的口号:“Zemk inkomo magwalandini”(胆小鬼,敌人抢夺了我们的牛)。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
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
我们企图设法向法庭证明,政府的文件常常是错误的,因此政府颁发的指令也常常是非法的。
但是,这仅仅是临时措施,政府不会因几个非法的指令而错上加错。

在完成搬迁的日子即将到来之前,我们计划在自由广场召开一个特别大会,到时将有一万人集中在一起听鲁图利酋长的演讲。
但是,鲁图利酋长刚一到约翰内斯堡,禁令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返回纳塔尔。

搬迁之前的那个夜晚,当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中最热心的领导人之一乔·毛迪斯召集了一个500多名青年积极分子参加的紧急会议。
他们希望非洲人国民大会下达命令向警察和军人开战。
他们准备连夜修筑防御工事,第二天用武器和手中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对付警察。
他们借用我们的口号说:“只有跨过我们的尸体,索非亚顿才能搬迁。

但是,与包括我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充分讨论后,乔还是告诫青年人冷静下来。
他们非常气愤,感觉非洲人国民大会背叛了他们。
但是,我们相信暴力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指出,一个武装行动需要认真策划,不然就无异于自杀。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好对敌人以牙还牙的准备。

2月9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4000多名警察和部队士兵封锁了索非亚顿,同时,有工人开始把腾空的房子拆毁,政府派来的卡车开始把住户从索非亚顿搬到牧场。
那天天黑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把几户人家安排到了事先安排好的市内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的家里。
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也来得太迟,不过是权宜之计。
军队和警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几周后,我们的反抗就失败了。
我们多数地方领导人都被禁止或逮捕,最后,索非亚顿没有被摧毁于炮火声中,却被摧毁于隆隆的卡车和大锤声中。

如果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那么你对一个政治行动总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但是,当你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你却没有时间去回想它。
在西城区反对搬迁运动中,我们暴露出许多缺陷,得到了许多教训。
“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这是一个很有鼓动性的口号,但是,实践证明这个口号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一个口号是组织与其试图领导的群众之间的重要纽带,理应把特定的、愤愤不平的感情融入简明扼要的语言中,借以动员人民去战斗。
我们的口号抓住了人民的想象,但是,却使他们误认为我们将誓死反对这次搬迁。
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根本就没有准备那样去做。

我们从来没有为人们提供搬迁到牧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当索非亚顿的群众认识到我们既阻拦不住政府的搬迁,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供居住时,那么,他们自己的反抗情绪也不会那么大,流向牧场的人就会增多。
许多租房户愿意搬迁,因为他们在牧场会有更宽绰、更干净的房子住。
我们不必考虑房主和租房户的不同处境。
虽然房主有理由留下来,但许多租房户却愿意搬走。
非洲人国民大会受到许多非洲主义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以牺牲租房户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房主的利益。

第29节:斗争是我的生命(5)
我从这次运动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始终没有别的办法武装起来进行抵抗。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我们“武器库”内所有的非暴力武器,例如演讲、派代表团、威胁、游行、罢工、自愿去坐牢。
这些“武器”都没有效果,因为不管我们采取哪种方式都会遭到铁拳的打击。
一个自由战士一旦明白了这个艰难历程,即由压迫者确定斗争的性质,被压迫者常常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揭露压迫者。
也就是说,发展到一定时刻,只能以火救火。

教育是个人成长的巨大动力,正是通过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才能成为医生,一个矿工的儿子才能成为一个矿长,一个农场雇工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总统。
我们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别人的馈赠,以求得发展。
这种发展也就使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差别。

自进入20世纪以来,非洲人拥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最初,外国教会和传教团创办了学校。
在合众党的领导下,非洲中学和白人中学的教育大纲基本是一样的。
教会中学为非洲人提供了西式英语教育,我所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但是,我们却受到了教学设施的限制。

即使是在国民党人上台之前,投资上的差别也说明了这种种族主义教育的事实。
通常,政府花在每个白人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是花在每个非洲学生身上的经费的六倍。
对非洲人的教育并不是义务性的,只有在初年级时才实行免费。
有一多半非洲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并且只有少数非洲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即使是花在非洲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如此之少,但仍然也使国民党人感到不快。
非洲白人对非洲人的教育历来不感兴趣。
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浪费,因为非洲人天生无知、懒惰,什么样的教育也不能弥补他们的这些不足。
非洲白人从传统上就对非洲人学习英语有敌意,因为英语对非洲白人是一种外来语言,而对我们则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

1953年,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
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当地事务管理局。
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交给政府或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或者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
非洲人教师不得批评政府或学校当局。
这是在知识方面搞白人至上,也是教育歧视制度化的一种手段。

班图教育部长亨德里克·沃尔沃德解释说,“必须根据其生活中的机遇进行培训和教育”。
他的意思是,非洲人没有并且将来也没有任何机会,那么,为什么要教育他们?他说:“总而言之,非洲人应当被训练成奴仆,处于终身附属于白人的地位。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险恶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从总体上阻止非洲文明进步,如果获得通过,将会使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受到扼杀,将来非洲人的智力前景也就成了问题。
正如马修斯教授当时所说:“在沃尔沃德学校里的无知教育和歧视性教育比根本没有教育更糟糕。

这个法律和沃尔沃德的拙劣行径引起了黑人和白人的广泛愤慨。
除了支持种族隔离的荷兰改良教教会和路德宗传教团之外,所有的基督教教会都反对这个新法律。
但是,这种反对仅限于谴责,而没有进行抵制。
英国国教会采取了抵制政策,他们对这项新政策的批评最大胆,也最坚决。
约翰内斯堡大主教安布罗斯·里夫斯采取了极端行动,干脆把他的学校都关闭了。
在他学校里就读的儿童总数达1万名。
但是,南非教堂的大主教,为了不让孩子们流落街头,把其余的学校都交给了政府。
尽管他们表示抗议,但其他教堂除了罗马天主教、第七天显灵教、联合犹太改良圣教没有政府的资助仍然坚持下去之外,都开始执行这个法律。
即使是我们自己的魏斯勒阳(Wesleyan)教堂,也把两万名非洲学生交给了政府。
如果其他教堂都像坚持抵制的教堂那样,政府将面临僵局而可能被迫作出让步。
但是,政府却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了。

第30节:斗争是我的生命(6)
把学校管理交给当地管理局这项法律定于1955年4月1日正式施行。
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学校联合抵制方案。
我们执行委员会内部首先秘密讨论了我们是否宣告持久地进行抵制,以便在《班图教育法》生效前就使它失败等问题。
讨论是激烈的,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
坚持持久抵制的人认为,《班图教育法》是一杯毒水,渴死也不能喝。
以任何方式接受它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他们说,国家正处于爆炸状态,人民要求采取比抗议更强烈的抵制活动。

尽管我有煽动闹事者的坏名声,但是我总认为,组织决不作做不到的承诺,因为,那样会使人民失去信心。
我的观点是,我们的行动不应该置于理想的思考之上,而应置于实际的思考之上。
持久抵抗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而我们又没有大规模的组织系统和大量的资源,我们过去的运动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快速建立我们的学校以容纳成千上万的学生,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就几乎都等于零。
与其他人一起,我坚持主张开展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

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时一周的抵制活动,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
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
年会是最高级别的会议,它比执行委员会级别还要高,我们不得不肩负起几乎没有可能产生效果的一种抵制运动。
沃尔沃德声明,政府将永久性关闭所有进行抵制活动的学校,参加罢课的学生将被禁止重新上学读书。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
我向学生家长们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房屋以及每一个社团组织都必须变成培养我们的孩子的学习中心。

抵制活动在4月1日开始,并出现了复杂局面,因为这种抵制常常是偶然发生的、无组织和无结果的。
在东兰德,有大约7万名学童受到了影响。
黎明前举行了游行,并号召学生家长们让孩子待在家中。
许多妇女在学校里放哨,动员已经进入学校的学生们离开学校。

在城市东南的一个名叫格米斯顿的小镇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主席乔舒亚·马库伊,为800名参加抵制运动的学生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持续了三年之久。
在伊丽莎白港,巴雷特·铁西辞掉了正式的教学职位,专门为参加抵制的学生兴办学校。
1956年,他让70名学生去参加六级标准考试,除了三名学生之外,其他都通过了考试。
许多地方都有临时学校(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对外称“文化俱乐部”),为参加抵制活动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政府后来通过了一个法律,从事未经批准的教育工作可处罚款和监禁,警察经常骚扰这些俱乐部,但是许多仍然坚持在地下活动。
最后,社团学校衰败了,面临接受歧视性教育还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多选择了前者。
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显灵教会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私立学校,不依靠政府补贴。

这次抵制运动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判断其是否成功:是否达到了直接的目标,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觉悟并把他们吸引到斗争中来。
从第一个层面上看,这次抵制运动显然是失败了,我们没有使全国的学校都关门,也没有使自己摆脱《班图教育法》。
但是,我们要求修改这个法律的抗议活动,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沃尔沃德被迫宣布:教育应该一视同仁。
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纲就是对原先根据种族改造教育体制的主张的让步。
最终,我们除了从“两害相权取其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同意接受一种被降格的教育。
但是,班图教育的后果却出乎意料地给政府带来了麻烦。
正是由于实行班图教育,才使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在这个国家从未看到过的最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
当这些在班图教育下的儿童进入他们的青年时代的时候,他们满怀着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第31节:斗争是我的生命(7)
鲁图利酋长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几个月后,Z.K.马修斯教授在美国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后带着改变斗争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
他在开普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我不知道是否非洲人国民大会考虑召开一个全国大会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宪章》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个大会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

几个月内,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会议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个人民大会政务院,让鲁图利担任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和玉苏福·凯查利亚任书记。
人民大会准备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则,新宪章将听取人民的建议,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被授权以书面形式听取本地区每个人的意见。
这个宪章将是一个来自于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似乎将不可避免地取缔非洲人国民大会。
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
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这些公开策略和行动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了关注和群众支持。
人民大会将是一种公开的力量显示。

我们关于人民大会的梦想是让它成为自由斗争历史中的划时代的大事,通过联合所有南非被压迫人民和进步力量,形成嘹亮的要求改变南非现状的呼声。
我们的希望是有一天会看到像1912年建立非洲人国民大会那样庄严的场面。

我们设想吸引最广泛的赞助组织,并邀请200个左右的组织出席人民大会,不管是白人组织、黑人组织、印度人组织和有色人组织,我们都请他们派代表参加1954年3月在德班附近的汤加特召开的规划会。
在会上成立了全国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名委员组成,分别来自4个赞助组织。
该委员会由鲁图利酋长担任主席,书记处由“南非印度人大会”的瓦尔特·西苏陆(后来由于对他的禁止而被迫退出该组织,其职位由奥利佛担任)、玉苏福·凯查利亚,“南非有色人组织”(SACPO)的斯坦利·洛兰和“民主人士大会”(COD)的莱昂内尔·波恩斯坦组成。

南非有色人组织由有色人领袖人物和商业工会人士于1953年9月在开普敦成立,是一个为了在开普保留有色人投票权而开展的斗争中迟到的产物,该组织是有色人利益的代表。
在南非有色人组织成立的大会上,奥利佛·塔博和玉苏福·凯查利亚发表了讲话。
在反抗运动的鼓舞下,民主人士大会在1952年下半年成立,它是一个激进的、反政府的左派白人政党。
民主人士大会虽然是一个小组织,主要局限于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但是,其影响与其人数却不成比例。
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有迈克尔·哈迈尔、布拉姆·费希尔、拉斯迪·波恩斯坦,他们都是我们争取自由事业的雄辩家。
民主人士大会紧密地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保持一致,提倡普遍公民权和黑人与白人完全平等。
我把民主人士大会看作是直接就我们的观点与白人共和党相联系的桥梁。
民主人士大会对非洲人起到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性作用,因为反对白人参加斗争的黑人发现,确实有一些平等对待黑人的心怀善意的白人。

全国行动委员会邀请所有的入伙组织及其追随者对《自由宪章》提出自己的建议。
传阅函被发往全国的每个乡镇和村庄,传阅函上写着:“如果让你制定法律,你将怎么办?你将如何把南非变成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的幸福乐园?”有的传单充满着体现宪章特点的诗一般的理想主义:
我们把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称作南非人,让我们一起讲自由!
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让所有使我们自由的要求都记录在案,让这些要求统统写进《自由宪章》。

这种号召体现了人民的想象力,各地的运动场、文化俱乐部、宗教团体、纳税人协会、妇女组织、学校、商业工会纷纷提出建议,有些建议就写在餐巾上、从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锥形纸帽上、我们发的传单的背面。
看到普通人的建议远比领导人的建议更高明,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
最集中的要求是“一人一票”制。
大家的共同认识是,这个国家属于所有以它为家的公民。

第32节:斗争是我的生命(8)
非洲人国民大会分支机构在起草《宪章》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事实上两个最好的草稿来自德班和彼得马里茨堡。
这些草稿经过综合整理,然后再发往各地和各委员会征求意见。
全国行动委员会有一个专门班子负责起草《宪章》,然后由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审阅。

《宪章》需要提交人民大会讨论,每个章节都要经过代表批准。
6月份,在召开大会的前几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审阅了《宪章》的草案。
我们仅仅作了很小的修改,因为时间紧迫,并且这个文件也已经很像样。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这是一个坐落在草原上的村庄。
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
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3000多人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为《宪章》投了赞成票。
他们有的自己驾驶汽车,有的乘坐公共汽车和卡车,有的步行来到会场。
尽管压倒多数的代表都是黑人,但是,其中也有300多名印度人、200多名有色人和100多名白人。

我与瓦尔特一起驾车到了克里普敦。
因为我们两位都遭到了禁止,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会场边缘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
与会的人数和良好的秩序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佩戴着黑、绿、黄袖章的“自由志愿者”迎接每位代表的到来,并负责给他们安排座位。
有身穿会议裙、会议衬衫、会议头巾的老太太和青年女士,也有身着会议袖章和头戴会议帽子的老头和青年男士。
到处挂满了“我们终身自由,斗争万岁”的标语。
主席台上五彩缤纷:在象征四个联盟组织的四色四辐条巨型车轮前就座的有来自自由人士大会的白人,有来自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印度人,也有来自南非有色人组织的有色人。
白人警察、黑人警察及特警侦探在会场周围不时地走动,他们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试图对参会者进行威胁和恐吓。

在会上,大家演唱了许多歌曲,许多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会议期间,代表们统一安排就餐。
会议的气氛既严肃又活泼。
第一天下午,分别用英语、塞索托语、考撒语向与会者逐段大声宣读了《宪章》。
每读完一段,代表们都会高呼“Afrika!”(非洲!)和“Mayibuye!”(回来!)表示赞同。
会议的第一天是成功的。

第二天,《宪章》每一段都在代表们的欢呼声中得到通过,当下午3时30分准备最后投票通过《宪章》的时候,一伙荷枪实弹的警察和特警侦探蜂拥跑上主席台,一个警察拿起麦克风用粗哑的声音宣布我们有谋反的嫌疑,未经警察允许任何人不准离开会场。
警察开始把主席台上的人都赶下了台,并没收了他们的文件和照片,甚至在文件上做上“肉汤”和“素汤”的标志。
另一伙带来复枪的警察在会场周围布置了警戒线。
会议代表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南非国歌《上帝保佑非洲》),表示强烈的抗议。
然后代表们被允许一个一个地离开会场,警察一个一个地进行盘问,并把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
当警察开始袭击的时候,我正在会场边上,我本能地想站出来为代表们说活,但是,我想到谨慎似乎是聪明之举,因为,如果我站出来,立即就会被逮捕入狱。
会后立即在约翰内斯堡召集了紧急会议,我回去后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我意识到这次袭击是政府将要采取更严厉措施的信号。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
像其他不朽的政治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自由宪章》是实际目标和诗一般语言相结合的产物。
它赞美废除种族歧视和人人获得平等的权利,欢迎热爱自由并参与创造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的所有人士。
它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梦想,成为解放斗争和国家未来的蓝图。
《宪章》的前言部分说: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
南非是居住在南非的所有的人的南非,不管是黑人或白人,除非根据人民的意愿,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声称对它享有统治权;
第33节:斗争是我的生命(9)
我们的人民被建立在不公正、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政府剥夺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出生权、自由权与和平权;
我们的国家,只有我们的所有人民都和睦相处、共享平等和机会的时候才能繁荣昌盛;
只有一个建立在所有人民的意愿之上的民主政府才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出生权,不管他或她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性别或什么信仰;
因此,我们南非人,不管是黑人或白人,大家以彼此平等的公民和兄弟的身份接受《自由宪章》。
我们决心一起努力,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获得民主。

然后,《宪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南非提出了要求:
人民当家作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将有立法部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有的人都将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
人民的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性别,都是平等的;
少数人统治的一切机构,包括咨询委员会、政务部门和当权机构,都将被民主政府部门所取代。

全国一切团体都有平等的权利!
全国各团体、各种族在政府各部门、法院、学校将享有平等的地位;
全国各团体将受法律保护,使种族和民族自尊不再受到伤害;
所有的人都有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平等权利;
宣传和实施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或轻视将是一种犯罪行为;
一切种族隔离政策都将被废除。

人民共享国家的财富!
我们国家的财富、南非的所有遗产都要归还给人民;
土壤下面的矿产、银行及垄断性产业都要总体上归人民所有;
将对其他所有工业和商业强化管理,使它们有助于为人民造福;
所有的人都将享有平等权利在他们选择的地方经商、生产,并可进入各种贸易、行业和专业领域。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共同分享土地!
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将被废除,所有的土地都将由在其上劳作的人们重新分配,以消灭饥荒和土地饥饿者……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特别是反共产党、反白人的一部分非洲主义者,对《宪章》持反对态度,因为它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整个历史上所要求的南非根本不同。
他们声称《宪章》有利于社会主义,并认为国民党人和白人共产党人对《宪章》的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影响。
1956年6月,我在《解放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宪章》赞成私有企业,将会使资本主义首先在非洲人中泛滥。
《宪章》保证,当自由到来时,非洲人将有机会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房子和自己的财产,总之,将过上资本家和企业主那样的生活。
《宪章》中没有说要消灭阶级和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公有,或公布任何科学社会主义信条。
《宪章》中关于矿产、银行和垄断性行业可能国有化的条款是如果经济不仅仅由白人商人拥有和经营则需要采取的一种措施。

《宪章》事实上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南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宪章》所展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
它并不是要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关于人民要求结束压迫的总体主张。
在南非,实现公平就必须废除隔离,因为隔离恰恰是不公平的体现。

第34节:叛国罪(1)
叛国罪
23
1956年12月5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冬冬的敲门声惊醒,从来没有邻居或朋友如此蛮横地敲过门,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安全警察。
我很快穿上衣服去开门,发现是巡警队队长卢梭在敲门,他是我们这个地区大家都熟悉的安全警官。
另外还有两个警察。
他出示了搜捕证,然后三人立即开始仔细搜查了整个房子,以寻找犯罪文件和资料。
这时,孩子们被惊醒了,我用严肃的面孔让他们保持安静。
孩子们在我身上获得了安全感。
警察搜查了抽屉、橱柜和衣橱,搜遍了任何可能藏匿非法物品的地方。
45分钟之后,卢梭冷冷地说:“曼德拉,我们对你依法实施逮捕,请跟我走一趟。
”我看了一眼逮捕证,上面写着:“HOOGVERRAAD”(高级叛国罪)。

我跟着他们走到一辆警车前。
当着孩子们的面被逮捕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即使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但是孩子们不可能理解当时的复杂情况。
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亲被白人警察不作任何解释就被抓走了。

卢梭开着车,我靠在他坐在前面的座位上,他没有给我戴手铐。
他有搜查我市内办公室的搜查证,就近放下那两位警察后,我们直奔我的办公室。
要进入约翰内斯堡市区,必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荒凉公路。
当我们行驶在这段路上的时候,我对卢梭说,你单独一个人同我一起,并且不给我戴手铐,你一定对我很放心。
他没有吭声。

“如果我反抗并把你制服,那将发生什么事情?”我问他。

卢梭不高兴地转过身来。
“曼德拉,你在玩火!”他说。

“玩火是我的一种游戏。
”我回答说。

“如果你这样说话,我就把你铐起来。
”卢梭用威胁的口气说。

“如果我拒绝戴手铐呢?”
我们继续这样争辩了几分钟,当进入兰拉格特警察局的时候,卢梭对我说:“曼德拉,我对你不错,我希望你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
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

在警察局停了一会儿,另一个警察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然后我们一起去我的办公室。
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又搜查了45分钟。
我被从我的办公室带到红砖结构的约翰内斯堡监狱——马歇尔广场,1952年反抗运动期间我曾经在这里蹲过几天。
我的几个同事已经被关押在这里,他们是同一天早晨遭到逮捕并被关进来的。
几个小时之后,有更多的朋友和同志被关了进来。
这是政府早有预谋的一次突然袭击。
有人偷偷带进来一份下午版的《星报》,我们从通栏大字标题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的,大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以高级叛国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被逮捕的。
在各个地区被捕的有鲁图利酋长、蒙蒂·奈克、雷基·赛普泰姆波、莉莲·恩高义、皮特·贝莱威尔德,他们被用飞机运送到约翰内斯堡,并将在这里接受审讯。
当天,共有144人被逮捕。
第二天,我们出现在法庭上被正式起诉。
一周后,瓦尔特·西苏陆和其他11名同志也陆续被捕,被捕人数上升到156人。
总共有105名非洲人、21名印度人、23名白人和7名有色人。
几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所有主要领导人,不论是被禁止的还是没有被禁止的,统统遭到了逮捕。
政府最终还是采取了行动。

我们很快被转移到约翰内斯堡的一座监狱,大家通常把这座监狱叫做福特监狱。
它位于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座小山上,是一座凄凉的城堡式建筑。
被关进监狱后,我们立即被带到一个四方形院子内,并被命令扒光衣服面墙而站。
我们被强迫在那里站了一个多小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感觉十分痛苦。
我们大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其中有牧师、教授、医生、律师和商人,理应受到尊重。
尽管我十分气愤,但仍然禁不住看着周围这些人发笑。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俗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如果体格是做领导的基本条件,我看我们几乎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

一个白人医生最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中有没有人患病。
我们没有一个人说生病。
我们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押送进两个大房子。
里面是水泥地面,没有任何家具。
两个大房间刚刚被粉刷过,仍然散发着油漆味。
我们每人发了一床毯子,外加一张剑麻席。
每个房间有一个毫无遮掩的公用厕所。
有人说过,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不应从它如何对待其高级公民来判断其好坏,而应当从它如何对待其最低级的阶层来判断其优劣。
南非政府对待其非洲犯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

我们在福特监狱呆了两周,尽管很苦,但我们的情绪仍然特别高。
我们被允许看报纸,通过报纸高兴地获知,我们的被捕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浪潮。
南非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
我们还了解到,我们的被捕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抗议。

第35节:叛国罪(2)
我们的公共牢房成了各地自由战士的集会地。
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严厉的禁令下生活,相互见面和交谈都是非法的。
现在,我们的敌人却把我们集中到了一个房顶之下,俨然成为多年来会议联盟最大、最长的不受禁止的一个会场。
年轻的领导人与年长的领导人以前只是从报纸上彼此了解,但现在却生活在了一起。
纳塔尔的领导人与德兰士瓦的领导人住在了一起。
在等待审判的两周时间内,我们有机会交流思想和经验。

每天,我们凑在一起搞活动。
帕特里科·莫劳和皮特·恩泰特都是著名的青年团领袖,他们负责组织体育训练。
另外,我们还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我们可以听马修斯教授讲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史和美国黑人史,听德比·辛格讲南非印度人大会史,听阿瑟·莱泰勒讲非洲巫医,听詹姆斯·卡莱塔讲非洲音乐,他还用他那美妙动听的男高音嗓子为大家唱歌。
乌伊西勒·米尼则带领大家一起唱自由歌曲。
几年后,乌伊西勒因政治罪被政府判处了绞刑。
他带领大家唱的最流行的歌曲是“Nans’indod emnyama strjdon, Bhasobha nans’ indod’ emnyama strijdom”(这里是黑人,斯特里基多姆,当心黑人,斯特里基多姆)。
我们高声歌唱,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有一次,马萨·巴莱拉·英(都叫他英瓦)——他是祖鲁劳动人民的儿子,也是纳塔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省级书记——为大家举办了一个音乐讲座。
他朗诵了赞扬传奇式祖鲁勇士和国王沙卡(Shaka)的赞美歌曲。
英瓦身披一床毯子,卷起一份报纸当宝剑,然后开始来回走动着朗诵赞美诗的歌词。
我们都听得入了迷,即使那些不懂祖鲁语的人也不例外。
然后,他突然停止朗诵,大声喊着:“Lnyon’ edl’ ezinye! Yath’ Badl’ezinye!”这句歌词把沙卡比作捕食的大鸟,毫不留情地把敌人杀死。
朗诵结束时,立即爆发了一阵欢呼声。
鲁图利酋长当时一直保持沉默,而这时他却站起来怒吼一声“Ngu Shaka Lowo!”(这就是沙卡!),然后他开始边跳边唱。
他的举动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都站了起来,不论舞场高手还是既不会跳传统舞又不会跳西式舞的懒汉,大家都跳起了传统祖鲁战争舞“印德拉姆”(indlamu)。
有的跳着优雅的舞步,有的模仿冻坏了的山地人试图摆脱寒冷,大家都跳得热情而投入。
忽然,没有了考撒人或祖鲁人之分,没有了印度人或非洲人之分,没有了右派和左派之分,没有了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之分,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爱国者,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历史、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和对我们人民的爱把我们团结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我们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而亲密的激情,它把我们紧紧地联系起来;此时此刻,我们感觉到有一只造就我们本来面目的伟大历史之手,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同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两周后,即12月19日,我们将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的军训大厅进行预审。
军训大厅是一个军用建筑物,一般不会被用作法庭。
房顶是用铁皮瓦做成的,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牲口棚,当时它被认为是唯一能容纳下如此多起诉对象的公共建筑。

我们坐在封闭的警车里,另外有六辆装满武装士兵的军车押送。
政府对我们如此戒备,好像发生了全面内战。
我们的支持者阻断了特威斯特大街的交通,我们在车内能听见他们的喊声和歌唱声,他们也能听见我们在车内对他们的回应。
群众簇拥着警车慢慢地行驶,使这次押送变成了一次成功的大游行。
军训大厅周围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
警车开到军训大厅后面停了下来,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我们从警车押进审判庭。

在审判庭内,我们遇见了另一群支持者。
所以,审判庭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法庭,倒不如说是一个热闹的抗议大会。
我们一边伸着大姆指行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走进审判庭,一边向坐在非白人席上的支持者点头致意。
里面的气氛不像是审判大会,倒像是庆祝大会,因为被起诉者与其支持者和朋友混合交融在了一起。

第36节:叛国罪(3)
政府正在以高级叛国罪、全国性阴谋使用武力推翻现政府并企图用共产主义政府取代现政府罪对我们156人提起公诉。
根据起诉,我们的犯罪期是从1952年10月1日至1956年12月13日,其中包括反抗运动、索菲亚顿搬迁和人民大会等事件。
南非高级叛国罪并不是根据英国现行法律,而是以传统的罗马条顿法律为准绳。
高级叛国罪被定义为故意扰乱、伤害或危害国家的独立或安全,其量刑标准是死刑。

预审的目的是确定政府的指控是否足以将我们送上最高法庭,其中有两个举证阶段是在地方法庭进行。
如果地方法官认定有足够的证据证实被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子将被移交到最高法庭进行审判。
如果地方法官认定证据不足,被告则将被撤销指控。

地方法官是F.C.韦赛尔,他是布隆方丹的审判长。
第一天,韦赛尔开始用他那轻轻的声音说话,我们无法听清他到底说的是什么。
政府没有准备麦克风和喇叭,预审被推迟了两个小时才找到扩音设备。
我们被集中在院子内就餐,很像是在搞野炊,食品都是从外面送来的,气氛几乎像是在过节。
两小时后,法官宣布休庭一天,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喇叭。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们又被押送回福特监狱。

第二天,外面的群众更多,警察也更多了,有500名武装警察围在军训大厅外面。
我们到达军训大厅的时候发现,政府为我们设立了囚笼。
囚笼是用菱形钢丝筛制成的,被固定在立柱上,前面和顶部装了铁格子板。
我们被带进囚笼内坐在板凳上,囚笼外有16名武装军警守卫着。

除了其象征效果之外,囚笼把我们同我们的律师隔离开,并且不允许他们进入囚笼。
我们的一位同事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危险,请不要喂食。
”并把纸条贴在囚笼的侧面。

我们的支持者组织集合了庞大的辩护队伍,其中包括布拉姆·费希尔、诺曼·罗森堡、伊斯雷尔·梅赛尔斯、莫里斯·弗兰克斯和弗农·贝瑞奇。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审判阵势。
弗兰克斯公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政府给予他的委托人这样“荒谬”的待遇。
他说:“像对待动物一样。
”他声明,如不立即把囚笼拆除,整个辩护律师队伍将离开法庭。
经过短暂的休庭之后,地方法官决定把囚笼拆掉,同时,囚笼前的铁格子板也被拆除。

直到这时,政府才开始对我们进行预审。
首席检察官范·尼克先生开始宣读长达18000字的起诉书,指控我们违反了刑法。
由于法庭外面的呼喊声和歌声,即使是使用了扩音设备也无法听清他的起诉。
一伙警察忽然冲了出去,随之听见了连发左轮手枪的射击声,紧接着是呼叫声,然后又是一阵枪声。
法官宣布休庭,并与辩护律师一起召开了会议,共有20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的时间,范·尼克说,借助于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将向法庭证明被起诉者正在谋划用暴力推翻现政府,并把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强加给南非。
起诉书认定我们犯了高级叛国罪。
政府引用了《自由宪章》作为我们搞共产主义政府的证明,同时也作为我们策划推翻现政府的物证。
到了第三天,多数囚笼都已经被拆除。
第四天,我们被允许申请保释。
这又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例子,白人保释需要缴250英镑,印度人则需要缴100英镑,非洲人和有色人却只需要缴25英镑,叛国也有肤色之分。
各行各业的好心人主动站出来为我们保释。
这种支持后来成为里夫斯大主教、艾伦·佩顿和亚历克斯·赫普尔发起的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的基础。
这批基金在马丽·本森及其以后的弗雷达·莱弗森审判期间被派上了用场。
如果我们每周向警察报告一次,我们就可以被释放,但被释放后不准出席公共集会。
法庭将于元月一日重新开庭。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我的办公室。
由于奥利佛和我都一直在监狱里,所以积累下了许多案子。
那天上午正当我们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位名叫佳巴福的老朋友来拜访我,佳巴福是一个专业翻译,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
在被捕前,我故意减少体重,准备监禁生活的到来,在监狱中瘦一点好,可以在艰苦的条件下存活下去。
在监狱中,我仍然继续进行训练,并且为有如此修长的身材感到高兴。
但是,佳巴福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Chapter_3
“马迪巴,”他说,“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按照非洲文化,肥胖常常是富有和健康的表现。
他脱口而出:“老兄,说到底你是害怕坐监狱。
你给我们丢了脸,给我们考撒人丢了脸。

第37节:叛国罪(4)
26
在预审休庭期间的一天下午,在我同一位朋友驾车从奥兰多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的时候,恰好路过巴拉格瓦纳斯医院。
这家医院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黑人医院。
当我们行驶到一个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在那里等公共汽车。
我被她的美貌所打动,于是想回头仔细看看她。
但是,我的车速太快,没能看清她。
这位女士的面容总是伴随着我,我甚至想掉转车头,让她搭我的车。
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

此后不久,奇特的巧合发生了。
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偶然抬头看了奥利佛一眼,发现那位年轻女士同她哥哥一起正坐在奥利佛的写字台前。
我感到吃惊,努力控制着我的惊喜。
奥利佛把他们介绍给我,说他们是为法律上的事来找他的。

她名叫诺姆扎木·温妮佛雷德·马蒂奇泽拉,不过,大家都叫她温妮。
她当时刚刚毕业于约翰内斯堡詹·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是巴拉格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女社会工作者。
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背景和法律问题,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请她到外面去约会。
我说不准是否有一见钟情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温妮·诺姆扎木就想让她做我的夫人。

温妮在C.K.马蒂奇泽拉的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六。
马蒂奇泽拉主要从事生意活动。
她取名诺姆扎木,意思是努力磨练或经历磨难。
这个名字与我的名字一样具有预言性。
她来自蓬多兰省的比萨那,与我的老家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相邻。
她出生在阿马恩古提亚纳宗室中的芳多部落。
她的曾祖父名叫马蒂奇泽拉,是19世纪纳塔尔酋长国的酋长,很有势力。
艾木非卡尼时代,他举家迁到了特兰斯凯定居。

第二天,我给温妮打了电话,请她在赫福梅尔社会工作学校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这不过是邀请她出来吃午饭的借口。
我在她城内的住处接上她,然后把她带到我的办公室附近的一个印度饭馆,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非洲人开放的饭馆之一,我经常去那里吃午饭。
温妮感觉有点眼花缭乱,事实上,她以前从来没有吃过咖喱饭菜,她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借以冷却她那羞红的面颊。
羞涩更使她增添了几分美丽。

吃过午饭后,我驾车带她去了位于约翰内斯堡与伊瓦顿之间的草地上,这是距离埃尔德拉多公园不远的一片开阔地。
我们一起在草深及膝的草地上散步。
这里的草与我们长大成人的家乡特兰斯凯的草十分相似。
我告诉她我的希望和面临叛国指控的种种困难,我很想立即娶她做夫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
她充满活力、感情奔放、年轻漂亮、勇敢大方、积极向上,我一见到她就立即感觉到了这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只要有时间就相互见面。
无论是军训大厅或我的办公室,她都去过,她还去过体育馆看我练习拳击和举重。
她与泰姆比、马卡托和马卡紫薇也见了面。
她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和政治讨论。
我一边追求她,一边从政治上教育她。
当学生的时候,温妮曾经迷恋过“非洲人团结运动”,因为她有一个哥哥参加了这个组织。
后来,我曾经拿这件事与她开玩笑说,如果她不是遇见了我,恐怕早已同某个非洲人团结运动的领导人结了婚。

与艾韦琳办理了离婚手续后不久,我就告诉温妮,她应该去拜访迈克尔·哈麦尔的夫人雷·哈麦尔,让她做一身结婚礼服。
雷不但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一个做服装的好手。
我问温妮想要几个女傧相,并建议她回比萨那把我们要结婚的事告诉父母。
温妮开玩笑地告诉人们,我从来没有向她求过婚,但是,我总是告诉她,我第一次见面就向她求过婚,从那天起,我认为她理所当然地要做我的夫人。

叛国审判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它对我们的律师业务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因为我们不能坚持营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奥利佛和我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由于对奥利佛的指控已经被解除,他可以做一些弥补性的工作,但是,造成损害已经成为事实。
原来曾一度门庭若市而现在则只能四处去找委托人。
我甚至付不起我在乌姆塔塔购买那块地的50英镑余款。

第38节:叛国罪(5)
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温妮。
我告诉她,我们很有可能要靠她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微薄工资生活。
温妮表示理解,她说她做好了承担各种风险的准备,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
我从来没有许诺给她买金首饰和钻石,我也没有能力给她买这些东西。

我们将于1958年6月16日举行婚礼。
我申请中止对我的禁令,当局给了我六天解除禁止的假期。
在此期间,我可以离开约翰内斯堡。
我也准备了彩礼,这是一种风俗,应该送给温妮的父亲。

结婚队伍于6月12日早晨一早就离开约翰内斯堡,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了比萨那。
按规定,被禁止者要到警察局报到,因此,我们到比萨那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当地警察局报到。
根据当地风俗,傍晚我们去新娘的老家慕邦维尼,在那里,一群当地女人高兴地欢呼着迎接我们。
此时,温妮和我立即被分开,她去了新娘的房子,而我则到温妮的一个亲戚家去赴宴。

婚礼在当地一个教堂里举行,婚礼过后,我们在温妮的大哥家里举行了庆祝活动。
温妮的大哥住的房子是马蒂奇泽拉祖上传下来的。
婚车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标志色进行了装饰。
大家又是跳,又是唱。
温妮的奶奶身体十分健康,她还专门为我们跳了舞。
我们给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都发了邀请,但是,由于他们都正在被禁止,有的不能来参加我们婚礼。
来参加我们婚礼的有杜马·诺克韦、莉莲·恩高义、詹姆斯·恩章韦医生、威尔逊·康考、维克多·提亚姆扎石。

最后的招待会在比萨那镇政大厅举行。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温妮的父亲发表了讲话。
他注意到被邀请的来宾中有一些是警察,其他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说他十分爱他的女儿,而我作为一个献身于国家的搞政治的人,生活是十分危险的。
当温妮第一次告诉他这桩婚事的时候,他曾经说:“你要嫁给一个囚犯!”但在婚礼上,他说他对未来并不是完全悲观的。
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这样的婚姻注定要经历一种持续的考验。
他告诉温妮,她要嫁给的是一个已经与斗争结了婚的男士。
他祝他的女儿好运,最后用一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如果你的先生是男巫,那么你就必须是女巫!”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先生走什么样的道路,你也必须跟着他走什么样的道路。
然后,我姐姐康斯坦茨·木比尼克代表男方在招待会上讲了话。

婚礼过后,他们为新娘包上了一个婚礼饼,以便带到婆家再举行另一半婚礼。
但是,我们无法举行另一半婚礼,中止禁止的期限已满,我们必须立即回约翰内斯堡。
温妮小心翼翼地珍藏起那个婚礼饼,作为结婚的纪念。
在奥兰多西8115号我的家中,许多朋友和亲属欢迎我们结婚归来。
他们杀了一头羊,并以我们的名义举行了宴会。

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度蜜月,生活很快围绕着审判安顿了下来。
我们早晨起得很早,通常是4点起床。
我离家前,温妮就把早饭准备好,用完早饭后,我乘公共汽车去法庭接受庭审,或者到办公室工作。
下午和晚上,我尽可能多地坚持在办公室工作,设法维持律师业务,以便挣点钱贴补家用。
晚上的时间常常被大量的政治工作和会议占用。
一位自由战士的夫人就像寡妇,即使是丈夫不在监狱里,也很少有时间在一起。
尽管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但是温妮给了我希望,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我对她的爱使我增添了斗争的力量。

第39节:黑色的海绿花(1)
黑色的海绿花
40
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
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
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
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利莎白港。
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
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
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伊利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
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周报》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
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
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
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
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
他非常感激,不过也非常好奇。
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
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
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
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是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
一位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一个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
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
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
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
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
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被动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又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移。
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
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南非黑人要适应的东西还不算太多。
按照隔离法,一个黑人生活于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
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生生活在地下没有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
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
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
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人民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
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
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
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
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出头露面;但作为一个罪犯,却又不能这样做。
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
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
我要更被动、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
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
我身上穿的是现场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
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相配套的司机帽。
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第40节:黑色的海绿花(2)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非法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
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常常是空手而归。
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
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巴罗耐斯·奥卡兹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
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
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
我甚至用了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
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
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
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
我看见左边就是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
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
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
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
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
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
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
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
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
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
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
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
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
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
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43
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
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
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
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
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旺·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
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
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
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
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
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打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
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
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
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
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
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
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
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
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第41节:黑色的海绿花(3)
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
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
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托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
我很喜欢这种酸奶,考撒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
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
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
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
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
当窗帘被拉开的时候,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把‘我们的牛奶’放在那个窗台上干什么?”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
那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
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
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
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
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
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
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
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
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
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
他说:“你当然要受欢迎,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不想提他。
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归还我们的土地,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
但是,我不能说。
在我受到那位老人感伤的鼓舞的同时,我也意识到别人也许已经发现了我的使命。
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又太长了。
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第42节:利沃尼亚(1)
利沃尼亚
49
越过边界后,我松了一口气。
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使我感到家乡的空气总是那么温馨。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就连家乡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
显然,我离开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为一个罪犯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仍然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感到高兴。

在贝专纳与西北德兰士瓦之间,有十几条没有路标的道路横跨边界,塞西尔知道我们应该走哪条路。
在行驶期间,他告诉了我许多我没听说过的大事。
我们行驶了一整夜,半夜刚过就穿越了边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立里斯里夫农场。
我仍然穿着我那身卡其布训练服。

一到农场,我就没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夜间,我们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向工作委员会简要报告此行的情况。
瓦尔特、摩西·考塔尼、戈万·姆贝基、旦·图鲁麦、J.B.马科斯和杜马·诺克韦都来到了农场,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
我首先汇报了这次出访的大概情况,并把我们接收到的援助资金和提供培训的情况逐项作了汇报。
同时,我也详细报告了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白人、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不同意见。
赞比亚领导人最后会见我时说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他们告诉我,尽管他们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强大,并且更有群众基础,但是,他们认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和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所迷惑。
我告诉他们,奥利佛和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显得更独立一些,以便让非洲大陆上的新盟友对我们放心,因为,这些新盟友将是从资金上和军事训练上对我们提供支持的国家。
我建议对大会联盟进行改造,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明显地被视为领导组织,特别是在一些直接影响非洲人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张,必须征求整个领导层的意见,工作委员会敦促我去德班向鲁图利酋长汇报。
除了戈万·姆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
姆贝基当时不住在立里斯里夫农场,但是,他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
他敦促我选派别的人担任我所担任的职务,因为这个职务风险太大。
他说,组织不应当危及我的安全,特别是我刚刚回国,准备进一步发展民族长矛军。
这个明智的建议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拒绝了。

第二天夜间,我在塞西尔的陪同下从利沃尼亚出发。
我还是扮作他的司机。
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见,第一个就是秘密会见蒙蒂·奈克和伊斯梅尔·弥尔,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国外之行,讨论新建议。
蒙蒂和伊斯梅尔与鲁图利酋长关系非常密切,鲁图利酋长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观点。
我希望能告诉鲁图利,我已经对他的两位朋友说过了,并传达他们的意见。
但是,伊斯梅尔和蒙蒂对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在大会联盟中起领导作用并在有关影响非洲人的事务方面自己发表声明感到忧虑。
他们反对任何拆散联盟的做法。

我又来到格劳特维勒,鲁图利酋长就住在那里。
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印度女士家中见了面。
我向酋长介绍了情况,他一言不发地认真听我介绍。
当我介绍完情况的时候,他说他不赞成让外国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
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很好地包含了非种族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几个外国领袖的意见修改我们的政策。

我告诉酋长,这些外国政治家不是干涉我们的政策,他们仅仅是说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
我告诉酋长,我们的计划仅仅是做点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更让人理解,更让我们的同盟者接受。
我把这件事看作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如果非洲国家决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那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弱小组织就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

酋长并没有凭一时的冲动而匆忙下结论。
我能看出,他要考虑我所说的话,并就此与他的朋友们进行讨论。
我向他告别,他劝我要多加小心。
那天晚上,我还要在那个小城秘密会见几个人。
我最后会见的是民族长矛军德班地区司令员。

德班地区司令员是一位名叫布鲁诺·姆陀罗的破坏活动专家。
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又一次遇见了他。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我出访非洲数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接受的支持和军事培训承诺。
我解释说,民族长矛军暂时仅限于搞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搞破坏活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也有可能转入游击战争。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摄影记者G.R.奈杜家中,与伊斯梅尔、法提玛·弥尔、蒙蒂·奈克和J.N.辛格一起举行欢迎、欢送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回约翰内斯堡。
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放松的夜晚。
当晚,我睡得也很好。
8月5日礼拜天下午,我又去见塞西尔,因为我将乘坐他的奥斯汀返回约翰内斯堡。

我穿着我的白色司机风衣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两人轮流着驾驶。
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纳塔尔农村的美丽景色之中。
即使是在冬天,纳塔尔仍然是一片绿色。
既然我打算回约翰内斯堡,我就要抽出点时间去看望一下温妮和我的孩子们。
我经常希望温妮能与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观,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诉她我在国外所见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离开德班的工业区就立即进入了山区,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蓝色的印度洋,风景十分美丽。
德班是南非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很长一段与火车道平行。
我从尽情地欣赏自然美景转向考虑铁路线,它与公路相距那么近,这就为实施破坏提供了方便。
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笔记本,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

塞西尔和我驾车穿过彼得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维克,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讨论破坏计划。
在刚过霍维克不远的小城镇塞德拉时,我发现有一辆坐满白人的福特V8轿车从我们右侧飞速驰过。
我本能地转身向后一看,发现还有两辆坐满白人的轿车。
忽然,那辆福特V8轿车在我们前面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车。
此时,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历时17个月的“自由”也即将到头了。

第43节:利沃尼亚(2)
当塞西尔放慢车速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这是些什么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们左侧就是陡峭而长满树木的河堤,如果我们想逃跑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赶进河堤上的树林。
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曾经想跳车逃进树林,但是,我知道那样几秒钟内就会遭到枪击。

当我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一位表情严肃的细高个男士直奔我这一侧的车窗而来。
他没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我立即明白,他几天来可能一直在等着我们。
他镇定地告诉我们,他是彼得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尔斯特,并向我们出示了逮捕证。
他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
他点了点头,然后,沉着地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准备到哪里去。
我回避了他问的问题,没告诉他多少情况。
他似乎有点恼火,然后说:“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姆斯,你们被捕了!”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上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
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
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
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
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
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
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站,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
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慌。
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
”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莫扎马义。
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
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
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
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
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
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
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
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黑色海绿花的归来”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
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
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
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
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
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
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
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
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
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让当局失望或绝望。
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
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
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
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
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提玛·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
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
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第44节:利沃尼亚(3)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
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
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封的囚车。
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
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被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
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
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
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
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瓦尔特?”
“纳尔逊,是你吗?”他应声说。
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
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
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
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
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听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
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
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
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
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
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
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
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事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
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
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
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高自己的形象。
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
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
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
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十年的监禁。
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
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
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
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
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不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
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封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和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
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
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
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被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
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消遥法外。

第45节:利沃尼亚(4)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
她进行了梳洗打扮,至少从脸面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
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
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时穿。
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
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常相厮守的决心。
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
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
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
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
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
她对我是那么地爱和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
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
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观察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
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
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
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
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
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
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勒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考撒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
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
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考撒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
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
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体现,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
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
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
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
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
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
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
”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
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
我感到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
”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
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
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第46节:利沃尼亚(5)
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
“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
”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
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
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
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
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
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
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印刷商。
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5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
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首相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首相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
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首相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首相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首相面前的吗?
证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首相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人:是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
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首相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首相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将是不正常的吗?
证人:首相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
你认为作为一个首相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人:首相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
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首相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第47节:利沃尼亚(6)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
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
因此,首相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
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
”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地期待着我开始辩护。
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
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
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
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
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
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
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
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
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
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藐视我所做的事情。
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
”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
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
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的人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座席全都坐满了人。
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她并且穿上了考撒民族服装。
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
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的时候,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的强有力的回应:“Ngawet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
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
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
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
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
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
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
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属于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
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
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
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L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
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
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
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第48节:利沃尼亚(7)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许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东西当然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
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
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沦为奴隶或苦役;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穷、短缺或不安全感。
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争中的战友们都受鼓舞的历史。

我告诉法庭,我如何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如何成为我的最高信仰。
我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常常不得不在服从法律还是服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

我要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迫使他不断地面临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这当然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冲突,在每个国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触的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冲突。
最近在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与今天我所犯的同样类型的罪,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良心而触犯了法律,抗议他的政府坚持核武器政策。
他只能违背法律并承担违背法律带来的后果。
我也只能这样做。
这个国家中的许多非洲人也只能这样做。
作为被使用的法律,作为被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别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
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详细地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我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

是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

这样的状况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犯,难道还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任何怀疑吗?由于政府的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去过罪犯生活,就像根据本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我几个月中所过的生活一样,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艰难的。
我离开了我的妻子儿女,告别了美好的生活,结束了我的律师事业,我有时盼望在饭桌上与家人团聚,而不是去过连续不断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远离对我来说是最亲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不断地面对侦察与逮捕的危险。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远比坐牢还要困难的生活。
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放着文明社区存在正常的、有家有业的社会生活不过而自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期到了,就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
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被否定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只能过犯人的生活,因为政府那么热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强加在他的身上。
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这个境地。
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
在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样的犯罪道路,继承我的事业。
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列举出许多次我们把我们的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
我解释说,我们1961年举行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我们对话或者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
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
我申明,政府的行动使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战斗性的立场。
我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命中,我特别想与那些其能力和贡献都远比我自己大的同事们并肩战斗。
许多人已经在我之前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也将有许多人会这样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诉法官,不管政府强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不会改变我献身于斗争的决心。

阁下,在准备对我进行宣判时,我相信这个法庭将不会由于相信宣判会阻拦那些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人放弃自己的事业而感动。
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以前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我的人民和同事。

第49节:利沃尼亚(8)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
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
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
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
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
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当我发表完讲话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以考虑给我什么样的惩处。
在离开法庭前,我转过身来看了大家一眼。
我对我将受到的惩处并不抱幻想。
10分钟后,法官在充满紧张的法庭上宣布了对我的判决:因鼓动人们罢工判刑3年,因没有护照出国判刑2年,总共判处5年徒刑,并且不允许保释。
这是一个严厉的惩处,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
当宣判结束的时候,我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然后,大家开始唱起我们优美的国歌“Nkosi Sikelel’ 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
当我被带走的时候,许多女士呜呜地大哭起来。
旁听席上的骚动使我暂时忘记了我将走进监狱,去承受南非当时对黑人政治犯最严厉的惩处。

在楼下,我被允许简短地向温妮告别。
这时,她一点都不忧伤,精神状态很好,也没有掉泪,似乎很有信心。
她是我的夫人,同时也是我的同志。
她努力让我增强信心,当我乘坐在警车内离开法院的时候,我能听见车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声音。

54
5月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狱警来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东西。
我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回答。
不到10分钟,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政治犯:德福、约翰·基茨韦和艾伦·莫里特。
奥卡木博上校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哪里?”德福问。
“很美丽的地方。
”奥卡木博说。
“哪里?”德福又问。
“海岛。
”奥卡木博说。
这里说的海岛只有一个,那就是罗本岛。

我们四人被铐在一起并押上一辆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马桶的囚车。
我们行驶了一整夜才到达开普敦,到达开普敦海港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
四个人被铐在一起,并在一辆行驶的囚车中使用一个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开普敦港有许多武装警察和神情紧张的便衣官员,我们只好站在一条木制渡轮的船舱里,手上仍然戴着手铐。
当船只驶离波涛汹涌的海岸时,站在船舱里是非常困难的。
船舱上面只有一个透光、通气孔,当然除了透光、通气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狱警们喜欢从上往下冲着我们溺尿。
当我们被带上甲板的时候,天还没黑,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罗本岛。
岛上是一片绿色,十分秀丽,乍看上去,与其说这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块度假胜地。

“Esipuithini”(岛上),这是考撒人对这座距离开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狭窄的、被风吹得岩石裸露的小岛的称呼。
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岛,我孩提时代也曾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岛。
自从1819年第四次考撒战争中考撒军队那位六英尺六英寸高的统帅马卡纳(也被称作恩凯乐)被英国人囚禁在那里之后,考撒人对罗本岛就十分熟悉。
此前,马卡纳曾经领导一支万人军队在格雷姆斯顿作战。
后来,他试图驾小船逃离罗本岛,但是在快抵达岸边的时候被淹死在海中。
这个不幸的记忆融入了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考撒人用成语“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第50节:利沃尼亚(9)
马卡纳并不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第一位英雄。
1658年,奥祖茂(欧洲历史学家称他为“海滨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与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被俘后就曾经被简·范·里贝克囚禁在那里。
我从对奥祖茂的记忆中而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视为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从罗本岛脱逃的人。
当时,他是靠摇着小船逃到大陆上去的。

罗本岛的命名来自荷兰语中的海豹,曾经有数百只海豹腾跃在冲击海岸的本格拉海流中。
后来这个岛先后被用作麻疯病人居住地、精神病医院和海军基地。
现在,政府刚刚又把这个岛变成了监狱。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伟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
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
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y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
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菲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
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
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吃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
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而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
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
警卫兵产生了怀疑。
“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
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
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
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
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
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
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
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
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
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
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里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
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
你应该把头发剪短。
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位小伙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伙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
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坚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
”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
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
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第51节:利沃尼亚(10)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
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
”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
”他低头看了看票说:“五年!你被判了五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五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五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
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
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监狱的监狱长斯特恩上校。
那位队长然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
“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排长、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
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考撒语,看来他十分熟悉考撒语。
“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
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
“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
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
”那位排长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
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
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
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
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
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排长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
”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
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
”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
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
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
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
”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
这时,大家都醒了。
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
我总是把烟均匀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
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当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
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
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
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
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
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但是,我们单独被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
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

第52节:利沃尼亚(11)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
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
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
“Nee,man,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
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
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
”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
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
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
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兄弟,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
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
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
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砂子。
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
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
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
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
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
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
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
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
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
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
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
”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容易说话,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F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
“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的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

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
“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
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全世界,我比你们的愚蠢总统还要著名。
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
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
”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
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
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
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
“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
”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

第53节:利沃尼亚(12)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
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
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
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仍然不满意。
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
“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
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我说我理解。
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
”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
“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
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
”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
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
”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
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不再供他烟吸。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
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到了我们的货源。
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
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
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
”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给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
最后我们都睡着了。
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
“纳尔逊……纳尔逊。
”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痛处。
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
我为了献身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
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
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
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
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
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
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
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
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
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
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
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
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然后他说知道了,我是在出访非洲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我告诉他,我出访非洲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
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
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
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
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第54节:利沃尼亚(13)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
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
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
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
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
”他高声说。
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
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
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
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
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
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
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

Chapter_4

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
有一天,当我被放完风后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
我上次见他的时候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
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二年。
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
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
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
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
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勒、雷蒙德·穆拉巴。
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堡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
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
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
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
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
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
在附属建筑物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
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
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
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
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
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天拘留法》逮捕了。

第55节:利沃尼亚(14)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
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
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
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
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
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
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
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
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
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
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
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
”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
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坎特的证据。
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
对于拉斯蒂·伯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
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
在拉斯蒂的案子中,证据也是微不足道的。
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
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
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
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
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
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
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是斗争的继续。
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
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定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
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
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
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
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入侵。
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
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
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
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
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
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
这些文献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
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第56节:利沃尼亚(15)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
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
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
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予以证据并进行反诘。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
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
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
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
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
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
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
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
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
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
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
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
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
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
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
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把他送上绞刑架。
”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
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
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被判处死刑。
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
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
法庭上仍然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
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
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
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
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伯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
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
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
“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
”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第57节:利沃尼亚(16)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读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学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
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
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
因为仅仅凭我在南非的经历和对非洲人的背景十分了解,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代,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
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
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
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
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
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
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
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
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
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
让本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
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
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
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
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定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
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
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
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
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
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
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
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地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
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
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
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第58节:利沃尼亚(17)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是,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
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
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
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
我说,我之所以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
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
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
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
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
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
它绝非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
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
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本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
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
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
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
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
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
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
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
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作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
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
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看作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
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
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
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
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
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
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
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先进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
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
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第59节:利沃尼亚(18)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
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
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保证了这种状况得以维持下去。
在南非,奴仆工作不可变更地要有非洲人去做。
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
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
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到处蔓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
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
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
我知道这种声音使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是非洲人。
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
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
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读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
当我背着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
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
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
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
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
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
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
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
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读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
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
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
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
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
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当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
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
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完全是在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
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
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
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
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
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
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
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
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
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
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蒂·伯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尽管拉斯蒂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
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
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第60节:利沃尼亚(19)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
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
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
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则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
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
”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
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
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
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
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
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
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
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
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
“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
”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
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
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
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
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
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
”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
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
”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
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
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
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
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第61节:利沃尼亚(20)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
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他忽然坐了下来。
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
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
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
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
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
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
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
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
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
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
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
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
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
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
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
“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
”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
”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
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
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
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
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
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毫不利己。
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
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
被告被判的罪,被告被判的主要罪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
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
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
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
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
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第62节:利沃尼亚(21)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
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
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
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
尽管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
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感到十分紧张。
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呆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
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
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
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
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
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
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
在这里,我们不能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
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
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
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
俄罗斯总理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
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
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
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
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
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
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
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
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
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
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
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
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
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
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
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
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
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第63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1)
  罗本岛:黑暗的岁月
59
午夜时分,我醒来并注视着天花板,审判的情形仍然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此时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
我被单独关在我的牢房里,和别人不在一起。
忽然有人敲我的牢房门,我能从栅栏门认出是奥卡木博中校。
“曼德拉,”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你醒着吗?”
我告诉他,我醒着。
“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说,“我们准备把你带到一个你可以享有自由的地方。
在那里,你可以四处走走,能看见大洋和天空,并不是每天只能看见灰墙。

他并不是故意嘲笑,但是我十分清楚,他所指的那个地方并不会给我我所渴望的自由。
然后他神秘地说:“只要你不惹麻烦,你将要什么就得到什么。

然后,奥卡木博叫醒了其他犯人并命令他们收拾东西,他们都在牢房里。
15分钟之后,我们直接向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钢铁迷宫走去,铁门的丁当声不绝于耳。

一走出牢房,我们七个人就都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的后厢。
其中有瓦尔特、雷蒙德、戈万、凯西、安德鲁、伊莱亚斯和我。
午夜已过,但是我们却没有人感到疲倦,气氛一点都不忧伤。
我们坐在满是尘土的车厢地板上,唱歌、聊天,重新回顾审判的最后时刻。
狱警给我们提供了三明治和冷饮,中尉范·威克与我们一起坐在后车厢内。
他是一个乐哈哈的人,在唱歌的间歇,他主动就我们的前途谈了他的看法。
“好,”他说,“你这些家伙不会在监狱里呆多久。
释放你们的要求太强烈了,一两年你们就可以从监狱里出来,将作为国家的英雄归来。
群众将欢迎你们,每个人都想做你们的朋友,女士们会希望嫁给你们。
嗨,你们这些家伙真行。
”我们听他唠叨着,没作任何评论。
但是我承认,他的话让我非常高兴。
不幸的是,他的预言过了将近30年才得到证实。

深更半夜,我们在警察的押解下静悄悄地离开了比勒陀利亚。
我们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市外的一个小型军用机场,然后被押上了一架达库塔大型军用运输飞机。
飞机上没有暖气,我们在飞机里冻得瑟瑟发抖。
有的人以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们似乎对坐飞机比对我们的目的地还要惧怕。
飞机在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上升和下降,似乎比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牢房里还要危险得多。

大约在空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飞机下面的大地开始出现了黎明的曙光。
飞机上有舷窗,我们刚刚能看到飞机外面那柔和灰暗的光线,同志们就立即纷纷把脸贴在玻璃上向外看。
我们是朝东南方向飞行,越过了奥兰治自由省那干旱的平原和翠绿而多山的开普半岛。
我也伸长脖子通过舷窗向外看,但是,我并不是作为一个旅游者观看风景,而是作为一个战略家进行观察,看游击队在哪里能找到隐藏自己的地方。

自从组建民族长矛军以来,关于南非的农村是否适合游击战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论。
多数最高司令部成员都认为不适合。
当我们飞过开普地区一个叫默里斯堡的山林的时候,我向同志们说,这里是我们可以进行战斗的地方。
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都伸长脖子想看个明白。
真的,这片茂密的山林看起来完全可以隐藏一支新生的游击队。

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达了开普敦郊外的上空。
我们很快就看到了开普平原上那火柴盒式的房子、市中心闪烁灯光的高楼和桌山的平顶。
然后,在桌湾、在大西洋那深蓝深蓝的碧水之中,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了罗本岛。

我们降落在位于罗本岛一端的飞机跑道上。
那是一个阴暗多云的日子,当我们走出飞机的时候,寒冷的冬风刺透了我们单薄的囚服。
我们受到了带自动武器的狱警们的迎接,气氛十分紧张,但非常安静,不像我两年以前到达这个岛上所受到的接待那样喧闹。

我们被押送到老监狱区,那是一个孤零零的石头建筑物,在那里,我们被命令脱光衣服站在外面。
监狱生活侮辱性的仪式之一就是当你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时,第一件事就是脱下旧监狱的囚服换上新监狱的囚服。
当我们脱光衣服时,他们扔给我们每人一套罗本岛监狱的平纹卡其布囚服。

第64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2)
种族隔离甚至也体现在着装方面。
除凯西之外,我们每人都是一条短裤、一件质地很差的紧身上衣和一件帆布夹克。
凯西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印度人,他领到了一条长裤子。
一般情况下,非洲人会领到一双用汽车轮胎做的拖鞋,但是,这次我们每人发了一双鞋。
只有凯西一人还额外领到了一双短袜。
给非洲人发短裤子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男的而已”。
那天我穿上了那件短裤子,但是,我发誓不会长时间穿它。

狱警用枪指了指我们要去的地方,用简单的单词发着命令:“走!”“静!”“停!”他们不像我们以前在这里的时候那样虚张声势地威胁我们,而是不再表露任何感情。

老监狱区仅仅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当局正在为政治犯建一座完全隔离的、结构最安全的新监狱。
当时,新监狱正处于收尾阶段。
在那里,不允许我们到外面来或与其他囚犯有任何接触。

第四天上午,我们戴着手铐被押上了一辆封闭的卡车,前往另一个狱中之狱。
这个新监狱是一座长方形的单层碉堡式建筑,中间有一个院子,是一片大约长100英尺、宽30英尺的水泥地。
它的四周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狭小的通道,狱警带着德国牧羊犬在通道上巡逻。

三排牢房被分别叫做A、B、C区,我们被关押在B区,位于四边形庭院的最东侧。
我们每人住一间单独的牢房,长长的走廊两侧都是牢房,只有一侧牢房的窗户面对着院子。
总共大约有30间牢房而单人牢房的囚犯通常只有24个。
每间牢房有一个窗户,大约有一英尺见方,用铁棂子封着。
牢房有两个门:里面是铁门或叫铁栅栏门,外面是厚厚的木门。
白天,只有铁栅栏门是锁着的,而夜间外面的木门也要上锁。

牢房建得很仓促,墙仍然是潮乎乎的。
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监狱长时,他刻薄地告诉我,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潮。
我们每人发了三条毯子,但都很薄,也很旧,几乎是透明的。
我们睡觉的地铺只有一片剑麻席或草席子。
后来,我们又领到了一个毡垫子,有的人把毡垫子放在剑麻席的上面,以增加一些柔软度。
那年月,牢房里很冷,毯子又不暖和,所以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

我被关押在走廊头上的一个牢房内。
它的窗户面对着院子,高度与眼睛齐平。
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到水泥墙。
牢房的宽度大约有6英尺,而墙的厚度却至少有2英尺厚。
每间牢房外面都有一个白色的卡片,上面写着囚犯的名字和牢房号。
我的卡片上写着:“N·曼德拉466/64”,意思是说我是466号囚犯,于1964年来到罗本岛。
我当时46岁,是一个被终身监禁的政治犯,这个小天地就是我不知还要住多长时间的“家”。

在普通监狱区里关押的几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们原来被关押的地方离B区不远,是一个低矮的砖结构建筑。
普通监狱称F区和G区,关押着大约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
他们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数人在B区与我们关押在一起。
我们因为两个原因被与普通犯人隔离关押:从安全角度看,我们被认为是危险人物,但是,从政治角度说,我们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当局认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观点“传染”给其他犯人。

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乔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叛国审判的涉案人员,最近刚刚成为开普敦市政府的成员,因在开普敦监狱的外面安装爆炸物而被判刑;还有丹尼斯·布鲁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动家,也是伊丽莎白港的诗人和作家,因违反禁止令而被投进了监狱;另外,比利·奈尔也与我们关押在一起,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老会员,因参加民族长矛军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判刑。

几天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内维尔·亚历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识分子,是“非欧洲人团结运动组织”的成员,他在开普组建了一个名叫“玉奇禅俱乐部”的激进支部,专门研究游击战术。
内维尔在开普敦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了德国文学博士学位。
与内维尔一起的还有斐济莱·巴姆,他是开普敦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是“玉奇禅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泽法尼·马托朋则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一直在奥兰多西任教,是班图教育制度的坚决反对者,并且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领袖中头脑最清醒的一个;来自特兰斯凯的三位上了年纪的农民因策划袭击特兰斯凯自治政府首相K.D.马叹兹玛,也被判入狱同我们关在了一起。

第65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3)
这些人组成了我们大约20名囚犯的中心组织。
他们当中,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听说过,其他人则根本不认识。
正常情况下,监狱里很少有的节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机会。
但是,头几周气氛非常紧张,我们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
狱警的人数与囚犯的人数一样多,他们以威胁和恐吓强化着每一项狱规。

我们第一周就开始工作,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我们将一直干这项工作。
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处都堆放着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头,我们必须用独轮车把它们运到院子中间。
监狱为我们配备了4磅重的铁锤,而14磅重的铁锤则用来粉碎较大的石块。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石块粉碎成石子。
我们被划分成四排,彼此相间1.5码,大家双腿叉开席地而坐。
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用轮胎做的厚橡胶圈,用来把石块围在中间,以防碎石飞溅。

狱警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不准我们相互说话。
在开始的几周内其他监狱区的狱警甚至其他监狱的狱警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稀有动物。
这项工作是单调而艰苦的,它不是多么费劲就能使我们感到暖和,但却使我们浑身肌肉感到酸疼。

在罗本岛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
空气寒冷,雨季刚刚开始,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华氏40度以上。
就是在太阳底下,我穿着卡其布衬衣也冻得直打寒战。
这时,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这个被用得再滥不过的字眼的含义。
中午,我们就停下来吃午饭。
第一周,我们的伙食全是汤,而且味道很不好。
下午,我们被允许在严格的监督下活动半个小时。
我们排着队,轻快地绕着院子散步。

在开始砸石子的头几天里,有一次狱警吩咐凯西推着独轮车为停在院子入口处的汽车运石子。
凯西身材比较单薄,不适合干重体力活,推不动独轮车。
狱警们高声吆喝着说:“Laat daardie kruiwa loop!”(使劲往前推!)当凯西用力推的时候,独轮车眼看着就要翻车,狱警们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我看得出来,凯西决心不让他们看笑话。
我会推独轮车,于是赶忙站起来过去帮他。
在狱警命令我坐下之前,我设法教凯西慢慢地往前推,并告诉他,那是一个掌握平衡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力气问题。
他点头称是,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独轮车穿过了院子。
狱警们总算是停止了嘲笑。

第二天早晨,监狱当局在院子内停放了一辆很大的运石子的翻斗车,要求我们到周末完成半车石子的工作量。
我们努力地干,最终完成了定额。
第二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四分之三车的石子。
我们卖命地干,也完成了定额。
第三周,狱警要求我们完成满满的一车石子。
我们知道根本无法坚持长时间的拼命工作,但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
我们甚至一直埋头苦干。
但是,狱警激怒了我们,于是我们悄悄地低声喳咕了一个主意,那就是不要定额。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始在岛上第一次进行消极怠工:我们的工作速度比以前放慢了一半还多,以此抗议对我们过分的、不公平的要求。
狱警立即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并对我们进行威胁。
但是,我们就是不加快速度,我们在院子里一直坚持这种消极怠工的策略。

1962年,我们到达了罗本岛刚刚才两个礼拜,岛上就发生了变故。
1962年没有几个囚犯,罗本岛与其说是个监狱,倒不如说是一个试验基地。
两年后,罗本岛俨然成了南非监狱体系中最严厉、最残酷的监狱。
它不仅对囚犯,而且对监狱管理人员而言也是最艰苦的地方。
过去曾经为我们提供香烟和同情的有色人狱警都走了。
现在的狱警都是白人,都说南非荷兰语。
他们要求与囚犯保持主仆关系,命令我们称他们老板,对此我们予以拒绝。
罗本岛上的种族划分是绝对鲜明的:没有黑人狱警,也没有白人囚犯。

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总是需要一段调整时间。
来到罗本岛,就像来到了另一个国家。
孤立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仅是另外一个监狱,而且与我们原来的监狱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我们离开比勒陀利亚的那种欢快心情完全让罗本岛严酷的气氛窒息了。
我们面面相觑,知道我们面对的生活将是严酷的。
在比勒陀利亚,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与我们的支持者和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岛上,我们感觉这种联系被割断了,而且是实实在在地被割断了。
我们相互安慰,而且这是唯一的一种安慰。
我的失望心情很快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战斗即将开始的感觉所代替。

第66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4)
从第一天起,我就对被强迫穿短裤提出了抗议。
我要求见监狱长,并且起草了一个意见清单。
狱警对我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周周末,我发现一条旧卡其布裤子被随便丢在了我的牢房的地板上。
这种不带条条的三件一套的衣服从来没有让我如此高兴过。
但是,在我穿上这条裤子前,我还要看看我的同志们是否也发了这样的裤子。

他们没有发。
我告诉狱警把裤子拿回去,并坚持每个非洲囚犯必须都有长裤子。
狱警嘟嘟囔囔地说:“曼德拉,你说你要长裤子,我们给你长裤子你又不要。
”这个狱警并没有取走我的裤子,最后,监狱长亲自来到我的牢房,把裤子捡起来。
“很好,曼德拉,”他说,“你想让别的囚犯都有同样的衣服。
”我说,如果同意给我长裤子,那么为什么不给每一个人发一条呢?他没有回答。

60
在岛上住了两周之后,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律师布拉姆·费希尔和乔尔·乔菲第二天将来罗本岛访问。
当他们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被押到会见地点同他们会见。
他们来罗本岛访问有双重目的:看看我们在监狱里生活得怎么样,并确认我们是否仍然不想就我们的判决提出上诉。
从上次我们见面只过去了几周,但是,我们却感觉好像分别了很长时间,他们似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

我们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位少校就在房外监视我们的谈话。
我很想与两个律师拥抱,但是,由于那个少校的存在,我们受到了限制。
我告诉他们,我们大家都很好,并且说明,因为以前我们列举的那些理由,我们仍然不想上诉,其中包括事实上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上诉而影响到其他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被告。
布拉姆和乔尔似乎赞成这个意见,尽管我知道布拉姆认为我们应该上诉。

当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顺便向布拉姆询问了他夫人莫莉的情况。
没等我说完莫莉的名字,布拉姆就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镇定自若,并重新开始谈话。
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的会见紧接着就结束了,当我在少校的监视下回我的牢房的时候,他对我说:“曼德拉,你注意到布拉姆·费希尔的举动了吗?”我说,我注意到了。
他告诉我,莫莉在上周发生的车祸中遇难了。
他说,布拉姆驾驶着汽车,为了躲让马路中间的一只动物而不幸冲进了河中,莫莉是被淹死的。

我们为这个消息感到震惊。
莫莉是一位优秀的女士,她慷慨、无私、没有偏见,一直从多方面支持布拉姆。
她是他的夫人、同事和同志。
布拉姆一生已经历过巨大的不幸:他的儿子因患囊肿性胰腺炎而少年早逝。
当我问莫莉的时候他转身离去,这是布拉姆的典型性格。
他坚韧不拔,是一个不把自己的痛苦和麻烦留给他的朋友的男子汉。
作为一个南非白人,他的良心使他不得不反抗自己的血统,并为此而受到了南非白人的排斥。
他显示出一种勇气和牺牲精神,而这种勇气和牺牲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大家风度。
他只反对不公正,而不是反对他的人民。

我告诉少校我想给布拉姆写一封信,他说我可以写。
当时,关于写信的规定十分严格。
我们只被允许给直系亲属写信,并且每半年才允许写一封不超过500字的信。
所以,当少校不反对我给布拉姆写信的时候,我感到既吃惊又高兴。
但是,他并没有遵守我们的协议,我写了信并交给了监狱当局,但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寄出。

几个月内,我们的生活总是遵循一个模式,监狱生活千篇一律:每天都与昨天一样,每周都与上周一样。
这样,月份和年份有时就被相互混在了一起。
任何有违这个模式的事情都会使监狱当局感到不安,因为千篇一律是监狱管理完善的标志。

千篇一律对囚犯也是一种安慰,这就是监狱之所以被看作牢笼的原因。
千篇一律就像是一个难以忍受但却又令人愉快的家庭主妇,因为千篇一律能够让时间过得更快。
手表和任何计时物品在罗本岛上都被禁止使用,所以,我们绝对不知道什么是准确时间。
我们依靠钟声和狱警的口哨及吆喝声生活。
每周都与上一周雷同,你必须记住那是哪一月哪一天才行。
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我的牢房的墙壁上填日历。
没有时间感会很容易使一个人失去注意力,甚至失去判断力。

第67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5)
监狱里的时间过得很慢,正所谓度日如年。
时间过得慢通常与不得不闲散和没有生气相联系,但是,在罗本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忙于工作、学习和解决争端。
然而,时间仍然过得很慢。
部分原因是,在外面花几小时或几天就如同在监狱里花几个月或几年。
请求发一个新牙刷可能要六个月或一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阿迈德·卡特拉达曾经说过,在监狱里几秒就像监狱外几年,而年却像分秒那样流逝。
在院子里砸一下午石子可能感觉时间无限长,但是,一年的时间又感觉忽然就结束了,你不知道那些岁月都是怎么过的。

对每一位囚犯的挑战,特别是对政治犯的挑战,是如何完好地在监狱里生存下来,如何完整地从监狱里走出来,并如何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信仰。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我要完成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一些为了生存而必须做的事情。
为此,你必须知道敌人的目的,然后再采取策略去破坏敌人的图谋。
监狱就是要摧毁你的精神和决心,为此目的,监狱当局企图利用你的每一个弱点摧毁你的所有念头、消灭你的全部个性。
他们就是想扑灭我们每个人保持人性和本来面目的火花。

我们的生存有赖于知道当局打算对我们作何处理,并且在我们之间共同分享这些信息。
任何个人的反抗,如果不是不可能的,那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我一直是孤家寡人,我就不能做这件事。
但是,当局最大的错误就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
因为在一起,我们增强了决心和信心。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不管我们知道什么情况和获得什么消息,我们都一起分享。
通过一起分享,我们个人的勇气得到了提高,但这并非意味我们对我们遭受的困难的反应是完全一致的。
人的能力有差别,对压力的反应也不一样。
但是,强者要帮助弱者,使强者和弱者在这个过程中都变得更强。
最终,我们不得不在监狱里创造自己的生活,以监狱当局认可的方式去创造,秩序不是由监狱当局维持,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维持。

作为一位领导人,他有时要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不然,其结果很可能在未来的多少年当中也不被人知。
有时候,成功的荣耀仅仅在于取得这些成功的人知道这些成功。
这对监狱来说尤其如此。
因为在监狱里,你必须在忠于你的理想之中寻求安慰,哪怕是再也没有别人知道。

我现在是在外围,但是,我知道我将不会放弃战斗。
我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比较小的角斗场,其观众只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压迫者。
我们把在监狱里的斗争作为整个斗争的一个缩影。
我们将如同在监狱外坚持进行战斗一样,在监狱里进行战斗。
种族歧视和镇压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战斗。

监狱及其当局阴谋剥夺每个人的尊严,但我完全有信心生存下去,任何想剥夺我的尊严的个人和团体都将会失败,因为无论以任何代价或在任何压力下,我将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
对于我将终身被监禁的可能性,我决不会太看重,我决不认为终身监禁就真的意味着在监狱里呆一辈子,并必然死在监狱里。
与此相反,我要否认这样的前景,因为这样太令人不愉快,也是无法令人想象的。
不过,我总是相信,有一天,我将再次作为一个自由人感受走在阳光下的草地上的心情。

我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说不清这种乐观主义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起来的。
这种乐观部分地来自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勇气。
有许多黑暗的时刻,人道主义信仰一时经受了痛苦的考验,但是,我将不会也不可能会向悲观低头。
向悲观低头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63
在狱中,所有的囚犯都被当局划分成A、B、C、D四类当中的一类。
A为最高级别,享受最好的待遇;D类是最低的级别,享受最差的待遇。
一切政治犯,即被当局称作“治安犯”的犯人,自然被划归为D类。
与这些类别划分有关的待遇包括探视、书信、学习和购买日用品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对每个犯人的生活来说都是必需的东西。
一个政治犯一般要花几年的时间才能从D类升为C类。

第68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6)
我们对这种分类方法十分反感,因为这样的分类是不道德的、有辱人格的。
它不仅对普通犯人是一种打击,而且对政治犯也是一种特别的打击手段。
我们要求,所有的政治犯应该被划成一类。
尽管我们对这种划分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种划分在监狱生活中是无法变更的。
如果你抗议作为一名D类囚犯每六个月只能收到一封信,监狱当局就会说:“改进你的行为,成为一个C类囚犯后,你每六个月就能收到两封信。
”如果你抱怨吃不饱,监狱当局就会提醒你,如果你是一个A类囚犯,你就能从监狱外得到钱,那样,你就可以在监狱的糖果店内购买额外的食物。
即使是一位自由战士,能购买日用品和书籍也是大有益处的。

这种分类一般与囚犯的刑期有关。
如果你被判八年监禁,你一般会在头两年被划为D类,随后两年被划为C类,然后两年被划为B类,最后两年被划为A类。
但是,监狱当局把这种分类作为对付政治犯的一种武器,他们往往以降低我们的类别相威胁,借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

尽管我被带到罗本岛以前就已经被关押了近两年,但是,我来到罗本岛之后仍然被划为D类。
虽然我也希望得到高一级类别的权利,但是我却拒绝在行为方面让步。
最快的升级办法是听话、不抱怨。
“我说,曼德拉,你是个爱找麻烦的人,”狱警们会说,“你将终身被划为D类。

囚犯每六个月被召集到监狱委员会面前评估一次级别。
监狱委员会有意以监狱规定的名义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评价,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评分与其说是一种行为评分,倒不如说一种政治评判。
在我第一次与监狱委员会见面期间,委员会的官员们询问了我有关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我的信仰问题。
尽管这与分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仍然耐心地予以回答,并试图以此感化他们,使他们也接受我们的信仰。
这一次还算是把我们当人看待,但这是不多见的,我也是第一次作出了响应。
后来我发现,这仅仅是当局从我们身上收集情报的一种办法,我反而无意之中中了他们的圈套。
随后不久,我们一致认为不应该与监狱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作为一名D类囚犯,监狱当局只允许我每六个月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只能写一封信和收一封信。
我认为,这是监狱系统最不道德的规定之一。
与家人沟通是一种人权,不应受到监狱系统人为分类的限制。
但是,这却是监狱生活中的一个事实。

探视和书信仅限于“直系”亲属,我们发现,这个限制不仅是令人讨厌的,而且也是一种种族歧视。
非洲人直系亲属的概念与欧洲人或西方人的直系亲属概念大不相同。
我们的家庭结构更大,更具有包容性,任何来自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代都被视为同一家庭的组成部分。

在监狱里,比来自家中的坏消息还要坏的事情莫过于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消息,思念家人的不幸和悲伤比实际上的忧伤和失望更令人难以承受。
我们宁愿收到一封写着坏消息的信,也不愿意连信都收不到。

更有甚者,这个令人痛苦的限制也被当局滥用了。
期待来信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每月有一次通知来信的机会,有时六个月过去了,但一封信也没有。
虽然六个月允许收一封信,但是六个月却没有收到一封信,这是一个更大的打击。
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母亲和姊妹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接不到信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像大卡鲁高原一样干旱和荒芜。
有时,当局还常常恶意扣压信函。
我不会忘记狱警们说的话:“曼德拉,我们收到了给你寄来的一封信,但是,我们不能给你。
”他们不说明为什么,也不告诉你信是谁寄来的。
这时,要完全靠自我约束,不能为这样的事情发火。
后来,我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了抗议,有时还真能要回自己的信。

当真的有书信寄来的时候,收到这些书信简直可以说是如获至宝。
一封信就像夏天的甘霖,甚至能使沙漠变成绿洲。
当当局递给我一封信的时候,我不会急不可待地冲上前去,一把把它接过来。
尽管我渴望立即把它拆开并当场展读,但是我不想让当局因看到我那急切的样子而感到满足,而是拿着信慢慢地回到牢房,似乎在展读家书之前还有许多事要做一般。

第69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7)
在头几个月里,我收到了一封温妮的来信,但是,信却被当局作了审查和删节,除了问候之外几乎什么内容也看不清。
岛上的审查人员竟然用墨水把不允许读的段落全部涂掉,但是,当他们发现我们能把涂在信上的墨水清洗掉从而看清墨水下面的内容时,他们于是又改变了删节方式。
他们用刀片把要删节的内容裁下来,由于多数信反正两面都写了字,因此其反面上的内容也往往被剪掉。
看来,他们巴不得把信弄成碎片。
对信笺的审查和删节往往延误信的分发时间,因为有的狱警文化水平不怎么高,所以审查、删节一封信可能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发出的信也要经过审查和删节,常常与收到的信一样,被剪得乱七八糟。

8月末,我来到罗本岛还不到三个月,当局告诉我,第二天将有人来探视,但却不告诉我来探视的人是谁。
瓦尔特也被告知有人要来探视。
我猜想、我希望、我期待、我相信——探望者可能是温妮和阿尔博提娜。

自从温妮得知我们被关进罗本岛监狱的时刻开始,她一直都在设法来岛上探视。
作为一个身背禁止处罚的人,她必须经司法部特许才能来罗本岛,因为从法律上说,她与我联系是不允许的。

即使得到了当局的批准,来罗本岛探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探视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分钟,政治犯则不允许与来探视的人有任何直接接触,但探视人与囚犯却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

当局似乎从不提前安排探视。
不定哪一天,他们与你的夫人取得联系,并说:“明天你被允许探视你的丈夫。
”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常常使探视无法进行,如果某一亲属提前计划到狱中探视,当局有时会故意拖延时间,直到飞机起飞后才批准。
由于多数囚犯的家都在离开普地区很远的地方,并且没有多少钱,所以常常无法到罗本岛探视。
有的人来自贫穷的家庭,可以说多年甚至根本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
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罗本岛上待了十几年,一次也没有人来探视过。

非直接接触探视室很狭窄,而且没有窗子。
囚犯这边是一个只有5平方米的房间,通过一个小方块玻璃与另一边具有相等面积的房间相望。
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通过厚厚的、模糊不清的玻璃看着对方,并通过打在玻璃上的小孔与对方交流,因此,只有大声说话才能使对方听清。
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效果稍有改善。

瓦尔特和我被叫到探视室,并在室内的一个角落坐下来。
我心情有点不安地在那里等待着。
忽然,窗子的另一端出现了温妮那可爱的面孔。
为了探监,温妮总是把自己刻意打扮一番,设法穿得新一点、高雅一点。
不能与我的夫人直接接触,不能温情地与她说说话,不能与她单独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的失望。
在我们看不起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不得不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条件下进行接触。

我立即看出,温妮的精神压力很大。
看到我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认为我一定是一直在受苦。
仅仅来到这个岛上本身就够苦的了,另外还要忍受监狱中严厉的规矩、狱警们的侮辱和无人格可言的待遇。

我随后了解到,温妮近期又遭到了一次禁止处罚,并且由于被禁止而失去了在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工作。
在她被解雇之前,她的办公室也遭到了警察的搜查。
当局一直认为,她正在秘密与我保持联系。
温妮很喜欢她的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为孤婴寻找养父养母、为没有工作的人找工作、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帮助。
我夫人的被禁止和烦恼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不能照顾她和孩子们,而政府正在为她自己照顾自己制造麻烦。
我的无能为力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很尴尬,她身后有两名狱警,我身后有三名狱警,这使得我们的谈话难以开场。
狱警的作用不仅仅是对我们进行监视,而且也是一种恐吓。
当局规定,谈话必须用英语或南非荷兰语,用非洲人的语言进行谈话是被禁止的,谈话的内容也仅限于家庭方面的事情。
任何离开家庭的话题和与政治沾边的字眼都将意味着探视的终止。
如果谈到狱警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会要求我们停止谈话,并问该人与我们是什么关系。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狱警一般不熟悉非洲人姓名的多样性和特点。
有时不得不浪费几分钟宝贵的探视时间向狱警解释家系的不同分支,令人感到无奈和讨厌。
但是,他们的无知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为我们想谈的人起一个假名,慌称我们谈的人是我们家中的成员。

第70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8)
第一次探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知道温妮对我的健康感到不安:她听说我的身体被摧垮了。
我立即告诉她我的身体很好,她也能看出我的身体是健康的,只不过比以前瘦了一点儿而已。
她也瘦了,我认为这是由于精神紧张而造成的。
当温妮在探视中表现出发愁或紧张的样子时,我会敦促她适当增加体重。
她总是想减肥,而我则总是不让她减肥。
我逐个询问了孩子们的情况,以及我母亲、姊妹和温妮家的情况。

忽然,我听见身后的狱警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用怀疑的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意思是不可能已经用完了半小时的探视时间。
但是,事实上他是对的,探视总是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
在我被监禁的岁月中,每当警喊叫“时间到了!”的时候我总是为时间过得快而感到诧异。
温妮和我只好从椅子上站起来,并匆匆告别。
温妮走后,我总是感觉温妮似乎并没有离去,只不过为了保持她在我身边的那种感觉。
当然,我不会让狱警们看出这种情感。
当我走回牢房的时候,我回味着我们所谈的话。
随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中,我会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探视时的情景。
我知道,至少6个月内我不能再次见到我的夫人。
事实上,温妮在随后的两年中一直没能再来监狱探视我。

70
对我们这些身在狱中的人来说,时间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是,对监狱外的人,时间则是不停步的。
当我母亲于1968年春天来探望我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结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变化是逐渐地、一点一点地发生的。
当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家中,你很少注意到家人的变化。
但是,当你多年不见你的家人的时候,他们的变化则让你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我母亲似乎一下子变得很老了。

她在我儿子马卡托、我女儿马卡紫薇和我妹妹巴贝尔的陪同下从特兰斯凯来岛上探望我。
因为有四个人来访,并且他们又是远道而来的,当局把探视时间从半小时延长到45分钟。

自从利沃尼亚审判之前,我就没见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在这期间,他们已经长大成人。
我端详着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但是,尽管他们已经长大了,我恐怕多多少少地仍然拿他们当我来监狱时的孩子对待。
他们可能变了,但是,我却没有变。

我母亲瘦了许多,这使我非常担心。
她面色显得有些憔悴。
只有我妹妹似乎没怎么变样。
虽然见到他们并与他们一起商量家庭问题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我对我母亲的健康却感到不安。

我向马卡托和马卡紫薇表达了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愿望,并向巴贝尔询问了住在特兰斯凯的亲戚家的情况。
时间过得太快,正如每一次有人来探视时一样。
最愉快的事情在于对亲人探视的回忆,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摆脱对母亲的担心。
我害怕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老人家。

几周后,我们从石料场回来,有人告诉我去监狱办公室拿电报。
电报是马卡托发来的,他告诉我:我母亲因心脏病去世了。
我立即向监狱长办公室申请,要求去特兰斯凯参加她老人家的葬礼。
我的请求被监狱长拒绝了。
“曼德拉”,他说,“尽管我知道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你不会逃跑,但是,我对你的人不信任,担心他们会绑架你。
”我为不能为我母亲送葬而更加伤心——作为她的大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为她老人家送葬是我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十分怀念她老人家。
她的一生远远不能算是安乐的一生。
在我当律师的时候,我还能够赡养她,但是,进了监狱之后,我就再也不能赡养她老人家了。
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

我母亲的去世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再次进行回顾和评价。
她的艰难、她的贫穷,使我又一次对我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提出了疑问。
这一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自己家庭利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长期以来,我母亲对于我献身于斗争事业一直不能理解。
我的家人并不想卷入这场斗争,但是,我的卷入使他们也受到了连累。

第71节:罗本岛:黑暗的岁月(9)
但是,我又回到了同一个答案。
在南非,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不顾人民的需要是很难做得到的,就是牺牲自己家庭的利益也应顾全人民的利益。
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最终,我母亲也支持我所作的选择。
但是,这样也不能减轻我为没能使她老人家生活得更好一些或没能让她安息而感受到的痛苦。

1969年5月12日一大早,安全警察在我们奥兰多西的家中把温妮唤醒,并根据1967年通过的《反恐怖法》,未经指控就逮捕了她。
《反恐怖法》给政府提供了不用审判就可以对某人实施逮捕和囚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空前的。
我后来得知,这次袭击是全国性袭击的一部分。
在这次袭击中,另有十几个人遭到了拘留,其中还包括温妮的姐姐。
警察是在泽尼和津泽双双抓着温妮的裙子的情况下硬把她拉走的。
后来,她被单独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
在那里,她被剥夺了保释权和被探视权。
紧接着,她一连被野蛮地审讯了好几个月。

六个月后,温妮最终被提起公诉,我设法让长期反对种族歧视的律师乔尔·卡尔森为她辩护。
温妮和其他22位人士被指控违反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企图重新组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后来,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都参加了辩护。
他们都曾是利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
10月份,温妮被捕17个月后,政府撤销了对她的指控,温妮被无罪释放。
释放两周内,温妮又遭到禁止,被软禁在家中。
她立即提出申请来探视我,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在监狱里,想到温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比什么都痛苦。
我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感到十分不安。
温妮被单独关押的时候是我内心最为痛苦的时候,尽管我经常劝说别人不要为自己管不了的事情去担心,但是,我自己却不能听从自己的劝告。
我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当局想对我的夫人下什么样的毒手?她是否能够承受?我们的女儿由谁来照管?谁将为她们支付账单?我不断地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又无法回答,这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布里格迪尔·奥卡木博允许我给温妮写信,但有一两封信没有及时得到她的回信。
正常情况下,等待审判的囚犯是不能通信的。
但是,奥卡木博作为对我的关照却允许我们通信,我对他十分感激。
不过,我知道当局允许我们通信并不是出于仁慈:他们企图通过阅读我们的书信,从中得到对温妮不利的证据。

在这段时间,我又经历了另一场不幸。
1969年7月一个严寒的早晨,也就是我得知温妮被关进监狱三个月后,我被叫到罗本岛监狱办公室,有人递给了我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是我的小儿子马卡托发来的,只有一句话,告诉我他的哥哥,即我的大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基勒——我叫他泰姆比,在特兰斯凯发生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泰姆比当时只有25岁,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人对于这样的悲剧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我的夫人的不幸已经够伤心了,我母亲的去世一直使我十分难过,此时,又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的悲伤,我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创伤。

我回到我的牢房,躺在床上,我不知道在那里躺了多久,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没去吃晚饭。
有人来看我,我什么话也不说。
最后,瓦尔特来到我的牢房。
他跪在我的床前,我把那封电报递给了他。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不知道他陪了我多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无法对另一个人说什么。

我请求当局允许我去参加我儿子的葬礼。
作为一个父亲,保证使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是我的责任。
我告诉他们,可以派保安警察同我一起去,我可以立下保证书,保证按时返回监狱。
但是,我的请求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当局只是允许我给泰姆比的母亲艾韦琳写一封信,我只能在信中尽力安慰她,告诉她我会分担她的悲伤。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泰姆比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我曾经从事秘密工作的西里尔德尼的一所能安全藏身的房子里来看过我。
由于我一直忙于地下政治活动和法律案件,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能见到他了。
有一次,我突然回到家中,看见他穿着一件旧矿工服,衣服搭到他的膝盖。
他一定是穿着他父亲的衣服有一种安慰感和自豪感,就像我曾经穿我父亲的衣服一样。
当我不得不向他说再见的时候,他直直地站在那里,似乎已经长大成人。
他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会照顾我们的家。

第72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1)
  罗本岛:希望的曙光
78
在罗本岛上

Chapter_5
,祝寿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没有生日蛋糕和生日礼物,我们就凑一点儿食物,多给过生日的人一片面包或一杯咖啡。
菲基勒·巴姆和我都是7月18日生人,我把圣诞节买的糖果省下一点儿,等我们两人共同过生日时尽情分享。
1968年,我的50岁生日没怎么注意就过去了。
但是,在1975年,当我满57岁的时候,瓦尔特和凯西带着他们的长期计划来到了我的面前,他们要使我的60岁生日更让人难以忘怀。

我们经常担心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在人民面前保持斗争的意志。
在前几十年里,政府封杀了绝大多数的激进媒体,并禁止刊登被禁止或被监禁的个人的言论或照片。
若是给我或我的同事拍一次快照,一个编辑就可能被关进监狱,而且他的报纸也会被取缔。

一天,凯西、瓦尔特和我正在院子里谈话,他们建议我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
凯西认为,出版这本书的最佳时间是我的60岁生日这一天。
瓦尔特说:“这样一本书,如果写得真实而公正,可以让人民了解我们的战斗历程。
”他还说:“同时,它将成为鼓舞年轻自由战士斗志的源泉。
”这个想法打动了我,在后来的讨论中,我同意写一本回忆录。

当我决定干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说干就干。
于是我很快就投入到了这项新的工程之中。
我制定了一个相当反常的工作计划:在夜间写作,而在白天睡觉。
在开始的一两周里,吃过晚饭后我先睡一小觉,到晚上10点钟起来,然后一直写到第二天吃早饭。
在石料场干完活儿后,我会一直睡到吃晚饭,这样周而复始地一直继续下去。
如此干了几周后,我告诉监狱当局我身体不太好,无法去石料场劳动,他们似乎对此并不介意。
从此之后,我就能在白天大多数时间睡觉。

我们创建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每天我把我写好的稿子交给凯西,他看过后再交给瓦尔特。
凯西会把修改意见写在书稿的空白处,瓦尔特和凯西总是乐意给我提意见,我也很重视他们的意见,并总是按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被标注得密密麻麻的稿子传递给拉鲁·奇巴后,他再花上一夜的时间把手稿转换成几乎是微型的速记稿,把十页大纸转换成一张小纸。
设法把稿子偷偷地传到岛外则是麦克的工作。

很快,狱警们就产生了怀疑。
他们走到麦克面前说:“曼德拉在干什么?他为什么夜间老是不睡觉?”麦克只是耸耸肩说不知道。
我迅速地写,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初稿。
在措词方面,我并没有过多地斟酌。
我的回忆录涵盖了从我出生到利沃尼亚审判的主要经历,最后以罗本岛的日记作为结尾。

我随写随回忆我的经历。
在那些不眠之夜,当我默默地写作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我在库奴和穆克孜韦尼的情景、来约翰内斯堡之后的兴奋和恐惧、青年团的风风雨雨、叛国审判的无休无止、利沃尼亚的梦想。
它们就像是正在醒来的梦一样,我尽量写得简单,尽量真实地用白纸黑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麦克机智地把抄写好的书稿藏在他用于学习的一捆记录本内。
只能用这个办法才能使全部书稿瞒过监狱当局的眼睛,然后才能在1976年他被释放时偷偷把书稿从监狱里带出去。
我们的安排是,当书稿被安全转移到国外的时候,麦克会秘密通知我们,只有接到书稿已经被安全转到国外的消息后,我们才能把原稿销毁。
同时,我们需要先把这部500页的书稿进行妥善处理。
我们认为,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书稿埋在院子的花园里。
院子内的监视不很严密,并且是断断续续的,因为狱警们通常都是坐在北头的一个办公室里聊天。
他们从办公室里看不见与隔离关押区相邻的南端,而在南端恰恰就有一个小花园。
我早上散步的时候顺便考察了一下那个小花园,我决定就把书稿埋在那里。

为了避免挖的坑太大,我们决定把书稿分成三份掩埋。
我们分了两个小包和一个大包,每个包都先用塑料布包裹起来,然后再放进空的可可容器里。
这项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于是,我请杰夫·马塞莫拉准备挖坑工具。
不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找到了几根锋利的铁钎。

第73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2)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后,凯西、瓦尔特、艾迪·丹尼尔斯和我悄悄地来到院子南端的花园中。
我们假装在那里商量事情,每个人的衬衣下都藏了一部分书稿。
我使了个眼色,我们立即弯下腰开始挖坑。
我在中间挖,正位于一个通向排水管检修井的井盖附近。
当挖到排水管的时候,我在排水管的下面挖了个洞,把三包中最大的那包书稿放在了洞内。
他们三个人挖了两个较浅的洞,把另外两包书稿埋在了里面。

在大家就要排队去石料场的时候,我们已经及时地把书稿掩埋好了。
那天上午我走在路上,一直为书稿的安全藏匿而感到莫大的安慰。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书稿的事担心了。

几周后的一天,我们刚刚被叫醒,就听见院子里有一种使我不安的声响,那是镐头和铁锹刨地的碰击声。
当我们被允许从牢房里出来进行洗漱时,我走到走廊的头上,设法向门外窥视。
在院子南端,有一伙来自普通犯人监禁区的人正在干活。
使我紧张的是,他们正在掩埋书稿的地方挖土。

监狱当局决定在隔离关押区前面垒一道墙,因为他们发现,被隔离关押的犯人能在院子里与我们联系。
这伙人是在挖一个浅沟,以便为垒墙打混凝土地基。

我一边洗漱,一边设法告诉瓦尔特和凯西关于外面挖沟的事情。
凯西认为,那一大包稿被埋在排水管底下,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另外两个小包却有可能暴露。
当早饭被送到院子里的时候,负责看管那伙干活的人的狱警吩咐他们离开了院子。
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他们与政治犯有任何亲善的机会。

我端着饭碗把瓦尔特和凯西领到院子的南头,假装有什么私事需要商量。
开挖的地基沟的一头已经接近了那两个小包。
同时,艾迪·丹尼尔斯也来到我们跟前,他立即发现了这个问题。

只有一件事要做:尽量不露马脚。
于是,我们四人开始在掩埋两小包书稿的位置上挖起来。
我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个小包挖出来,然后重新用土把两个坑填好。
要挽救埋在排水管下面的那一大包书稿,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它不会被发现,因为当局不会为垒墙而把排水管移走。

我们把挖出来的书稿藏在我们的衬衣下,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牢房。
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场,我们把两包书稿交给了他,让他尽快把它们销毁。
要做这件事,艾迪必然会冒着很大的危险。
知道挽救了那两包书稿后,我松了一口气,并尽量在那天工作的时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书稿。

当我那天下午从石料场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头。
我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被我所见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
那些囚犯已经平行着隔离关押区的墙挖好了地基沟,并真的把排水管给挖了出来。
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了书稿。

我必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来或作出反应。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几名狱警的监视。
这些狱警后来说,我的反应证实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
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脸,并告诉瓦尔特和凯西,我怀疑书稿已经被发现了。
还好,艾迪已经对另外两包书稿进行了妥善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监狱长召进了监狱办公室。
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刚刚从比勒陀利亚来的高级监狱官员。
监狱长直截了当地说:“曼德拉,我们发现了你的书稿。

我没有回答。
然后,监狱长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这是你的手稿,对不对?”他说。
我还是没有开口。
“曼德拉,”监狱长恼怒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书稿。

“那好,”我回答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说,书稿空白处的批注是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加上去的。
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兴师问罪,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我们不需要证据,”监狱长说,“我们有证据。

尽管那天没有问罪,但是,不长时间之后,瓦尔特、凯西和我被召到副监狱管理局局长路易将军面前。
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滥用学习权利,书写非法书稿。
因为这个罪过,我们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地剥夺了。
结果,我们失去了学习权利长达四年之久。

第74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3)
麦克于12月份被释放后,他把记录本寄到了英格兰。
在南非被软禁6个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卢萨卡,到那里去找奥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伦敦。
他在伦敦住了6个月,并同一个打字员一起,重新对书稿进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
然后,他又回到了卢萨卡,给了奥利佛一本。

从那之后,就渐渐断了消息。
关于书稿的事,我从卢萨卡没听见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奥利佛对书稿做了些什么工作。
尽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书稿并没有出版,但是,却为这本回忆录打下了基础。

81
当局只顾对付这些年轻的“雄狮”,而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
我们在石料场进行的消极怠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们要求彻底结束一切体力劳动。
我们要求得到的权利就是,要做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学习一门手艺。
我们甚至不想去石料场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但我们也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人中间谈谈而已。
在1977年年初,监狱当局宣布结束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在监禁区打发我们的日子。
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这个胜利是我们不停地进行抗议和当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
监狱当局一般是每三个囚犯配备一名狱警。
在索韦托事件的囚犯到来之前,狱警的人数就显得不够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轻学生来到岛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对他们进行管理。
他们是那么勇敢,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狱警才能应付得过来。
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监禁区里,这样就需要较少的狱警。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
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和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
自由时间允许我去找回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
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
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
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
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
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
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
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
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
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
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
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
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
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
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
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

第75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4)
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
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
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却是经久的满足。
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
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
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
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
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
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
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
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
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
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
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
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
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
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
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
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
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
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
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
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
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
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
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
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
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
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
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
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
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
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

第76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5)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
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
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Daphne du Maurier)的著作。
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
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
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
我阅读了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
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
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
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
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
当时,这家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为学生提供帮助及调解服务的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
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
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
她在那里被关押了五个月。
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
对于她的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
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
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
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
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
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
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
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
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
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
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
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
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独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
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
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
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

第77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6)
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
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
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
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
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
书面材料被递交给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
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
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
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87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
泽尼是我的第二个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
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
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
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
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
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
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
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
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
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
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
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
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
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
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
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
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
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长大成人的女儿。
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
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
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
我感到,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
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
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
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
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

第78节:与敌人对话(1)
与敌人对话
90
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
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
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
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
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
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
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拉瑟刚·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
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
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
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
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布里格迪尔·芒罗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个服装师。
“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
”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
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
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
“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首相,哪像是一个囚犯。
”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H.威廉姆斯中将。
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
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
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
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
“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
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
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
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
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
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
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
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
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
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
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

第79节:与敌人对话(2)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
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
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
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
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
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
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
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
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
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
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
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
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
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
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
”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布里格迪尔·芒罗。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
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
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
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
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
”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
“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
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
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
’”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
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
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
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
他由于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
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
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答复。
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
“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
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
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
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

第80节:与敌人对话(3)
我很受鼓舞。
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
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
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
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
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
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
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
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
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
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
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乐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
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
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
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
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
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
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
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
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
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
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
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
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泰勒·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个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
他们两个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的司沃特准尉关于别人太能吃的抱怨,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
与曾经寄给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
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无条件地接受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
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

第81节:与敌人对话(4)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
他的话深深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南非人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
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和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
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
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
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
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声明中采取的方针。
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
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
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
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
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
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
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
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
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
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
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
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
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
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
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
“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
你在给P.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这种解释对我有所打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
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
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
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
“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

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
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
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
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
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

第82节:自由(1)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四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
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
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
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
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
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
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
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
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
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
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
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

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
我想,在一个时髦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
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大度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
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
但是,最后几年我却积累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
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到达。
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
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
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
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
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
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
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
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告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
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
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顺利。

第83节:自由(2)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
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
差一点儿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
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
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
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
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
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
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
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
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的、毛茸茸的物体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认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新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
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
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
我们只在人群中呆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
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
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虽然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
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
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
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
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
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不由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
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
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
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
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
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
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
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
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
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
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
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于死地。

第84节:自由(3)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
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呆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
阿伦·贝萨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来,但是并没有成功。
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
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
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
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
“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
“我不知道!”他说。
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
“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
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
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
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
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
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
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
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
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
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
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但是,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
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
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
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
“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
“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
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
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
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欢迎你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
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
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
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
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
“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
”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
“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

第85节:自由(4)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
我说,营造一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
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我告诉大家,德克勒克在实现政治形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领导人都要开明。
当时,我用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话说,我一直称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诚实的人”。
当德克勒克似乎不想实践他的诺言的时候,我曾经多次想起这些话。

我决不会屈服,并且斗争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而是以不同的形式刚刚开始。
让我的人民和政府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重申,我是“一个忠诚的、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
我鼓励大家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加强斗争,共同走过这段最后的历程。

到我讲完话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我们被簇拥着回到汽车上向主教大院驶去。
当我们进入那片古朴的建筑群时,我看到几百张黑色面孔正在等待着迎接我。
当他们看见我们的时候,大家突然唱起歌来。
当我看到图图大主教的时候,我张开双臂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个用语言和胆识鼓舞整个国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燃烧起了希望的火焰。
我们被领进屋内,在那里,有更多的亲属和朋友在迎接我们。
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高兴的时刻还是当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
我立即意识到打电话的人是谁。
奥利佛·塔博的声音比较低弱,但是,他的声音绝对不会被人听错。
在这么多年没听到他的声音之后,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使我感到非常高兴。
当时,奥利佛正在瑞典接受康复治疗,他于1989年8月患上了轻度中风。
我们约好尽快见面。

我一直在梦想,一离开监狱就从从容容地开着车去特兰斯凯,去看一看我的出生地,看一看我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玩过的山丘及河流,看一看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的我母亲的墓地。
但是,我的梦想必须推迟,因为我很快得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为我制定了繁重的工作计划,而在这些计划中,没有一项是去特兰斯凯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

112
尽管很少有人能记住1993年6月3日这个日子,但是,这一天却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就在这一天,经过在世界贸易中心举行了几个月的和谈之后,多党会议投票确定了南非第一次进行全国性、不分种族、一人一票式选举的日子:1994年4月27日。
在南非历史上,占多数的黑人将第一次走到投票地点选举自己的领导人。
根据协议,选民将选出400名代表,组成一个宪法起草机构。
这一机构将既负责起草新宪法,又起到议会的作用。
选举产生这个机构之后,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举总统。

谈判在4月份就已经恢复。
当时,26个党派,包括因卡塔自由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保守党,几个月以来一直敦促政府确定选举日期,但他们却一直敷衍搪塞。
然而今天,这个日期被实实在在地确定了下来。

一个月后,即7月份,多党会议同意先起草一部临时宪法。
其中规定,在全国和地区党派名单中,按比例选举成立400人的两院制议会,而参议院则通过地方立法机构间接选举。

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与全国大选同时进行,地方立法机构可以起草自己的地方法规,而地方法规必须符合全国宪法。

布希勒兹酋长要求在选举前起草宪法,并站出来抗议在完成起草宪法之前确定选举日期。
8月份起草的临时宪法第二稿虽然赋予了地方更大的权力,但是,却仍然没有平息布希勒兹酋长和保守党的不满。
保守党把这些决议描绘成违背了南非白人的利益,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南非国防部前部长康斯坦·维尔强将军领导的名为“南非白人人民阵线”的组织,企图联合白人保守组织,统一到所谓“人民国家”,即“白人家园”的思想上来。

第86节:自由(5)
11月18日午夜刚过,多党会议举行了一次会议,批准了临时宪法。
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协手搬掉了其余的障碍。
新的内阁将由得票率超过5%的政党组成,形成决议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政府建议的三分之二的人同意。
全国大选将在1999年举行,这样,全国统一政府的任期将长达五年。
最后,政府同意我们所坚持的一次投票选举办法,而不是由全国立法机构和地方立法机构分别选举。
两次选举只能使多数选民产生混乱,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一生中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
在选举前的一个时期内,由各党派人士参加的一个过渡性执行委员会将确保为选举创造合适的气氛。
事实上,过渡委员会就是1993年12月22日至1994年4月27日大选期间的临时政府。
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独立选举委员会将负责选举的管理工作。
我们真正地迈进了新时代的门槛。

我从来没有过分关心对个人的奖励。
一个人不会仅仅为得奖而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但是,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
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南非的历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予这种殊荣的第三个非洲人。
阿尔伯特·鲁图利于1960年获得过这个奖项。
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非洲人是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在种族隔离制度最恐怖的岁月里无私地与种族隔离邪恶势力进行了斗争,在1984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属于全体南非人民,特别是属于那些在斗争中战斗的南非人,我要代表他们接受这个荣誉。
但是,诺贝尔奖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一种奖励。
即使是在罗本岛上那些最艰难的岁月里,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大赦国际也未曾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诺贝尔委员会绝不会把和平奖授予一个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人。

我对挪威和瑞典人民怀有特别的感情。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我们去西方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寻求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十分艰难。
但是,在挪威和瑞典,我们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为我们合法的自卫行动提供了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奖学金和其他资金,并为政治犯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在挪威,我利用发表演讲的机会,不仅感谢诺贝尔委员会,而且也向他们介绍了南非将成为一个正义和平等的新南非的未来蓝图,而且也称赞了我的获奖伙伴F.W.德克勒克先生。

他承认在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深谋远虑,理解和接受所有的南非人必须通过和谈并作为和谈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者,一起决定他们的未来。

常常有人问我,我怎么能够在那么严厉地批评德克勒克先生之后与他一起接受这个奖项。
尽管我不会收回我对他的批评,但是,我可以说,他对和平进程做出了真正的、不可缺少的贡献。
我不想损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为他威信越低,和谈进程就会越慢。
要想与对手和平共处,你就必须与对手一道工作,使对手变成你的伙伴。

尽管正式选举全国宪法起草机构直到1994年2月才开始举行,但是,我们在新宪法被批准通过后就立即开始准备竞选。
其实,我们算不上超前,因为国民党从释放我们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竞选活动。

尽管民意测验显示非洲人国民大会遥遥领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为胜利已经在握。
我告诫大家,要克服过分的乐观主义。
我们阅读了好多关于某些政府有望赢得大选而最终却得了个第二名的资料。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竞选对手。

我们的竞选是在由珀珀·莫莱斐、特罗尔·莱库塔和凯特索·戈德汉组成的领导能力很强的竞选班子的领导下开展的,他们都是联合民主阵线中善于动员群众的活动家。
任务十分艰巨,我们估计将有2000万人参加投票,而且他们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选举。
我们的许多选民都是文盲,投票的场面也有可能把他们吓回去。
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统计,全国将设立一万个投票站。
我们设法对十多万人进行了培训,对他们实施选举方面的教育。

第87节:自由(6)
我们选举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开展被大家称作“人民论坛”的活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候选人将走遍全国各地,在乡镇和村子里召集会议,听取人民的愿望、担心、想法和不满意见。
“人民论坛”与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问鼎总统道路上举行的选民见面会差不多。
“人民论坛”就相当于人民的议会,与我小时候在“大地方”看见的那种酋长会议是完全不同的。

我醉心于“人民论坛”这种形式,11月份,我在纳塔尔开始参加“人民论坛”,然后去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北部的PWV地区。
有时,我一天参加多达三四个“人民论坛”。
人民当然也非常喜欢“人民论坛”这种形式,过去没有人就他们自己的国家应该做什么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把“人民论坛”的建议搜集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全国各地,把我们的信息传递给人民。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的人主张把竞选活动简化成一种解放选举,并告诉人民:请投我们的票,因为我们使你们得到了解放。
我们决定,向他们描绘我们创建的新南非的前景,请求人民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票,这不仅因为我们与种族隔离政策斗争了80年,更因为对于建立一个他们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南非来说,我们是最有资格的。
我认为,我们的竞选应该着眼于将来,而不是盯着过去。

非洲人国民大会起草了一个长达150页的文件。
这个文件被称作《建设与发展纲领》,简要说明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通过发展公共事业创造工作机会,建造100万户带有供电设施和水冲厕所的新房子,扩建基本卫生设施并为所有的南非人提供10年义务教育,通过土地产权法重新配置土地,停止对基本食品征收增值税。
我们还将致力于在私人和公共领域采取一系列更广泛、更积极的措施。
这个文件被编写成一个名为《为全南非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宣言,这个标题后来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竞选的口号。

正如我们告诉人民我们将要干什么那样,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告诉人民我们能干什么。
许多人认为,通过自由、民主选举,生活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但是,情况远非如此。
我经常对大家说:“不要指望大选之后,马上就能坐上奔驰车,在自己后院的游泳池里游泳。
”我告诉我们的支持者:“除了你们将增加自尊心并成为你自己国家的公民之外,生活不会戏剧性地发生变化。
你们必须要有耐心,可能必须等上五年才能看到结果。
”我向他们提出挑战,我说不会资助他们。
“如果你们想继续在贫穷中生活,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饭吃,”我告诉他们,“那么你就到那些黑酒店里去酗酒吧。
但是,如果你们想过上美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
我不能为你们包办一切,你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劳动。

我还告诉白人听众,我们需要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像我们一样,都是南非人,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
直言不讳地说,我对隔离制度十分反感。
但是,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们应该忘记过去,把精力集中到为大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上来。

每逢集会,都要告诉大家如何投票。
选票本身是一张窄长的纸条,左边是按降序排列的政党的名称,右边是该政党的符号和政党领袖的照片。
选民要在靠近他们选择的政党的下一栏中打上一个“×”号。
我告诉我的听众:“选举那天,认真看一下你们的选票,当你看见一个年轻、漂亮的人,就打个‘×’号。

114
我于4月27日参加了投票选举,这是四天的投票时间中的第二天(某些特定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和住在国外的南非人被允许在4月26日投票选举)。
我之所以选择在纳塔尔参加投票是想向住在这个分离省份中的人民显示,去投票站投票并没有什么危险。
我是在位于德班正北一个青翠的小山城伊南达的奥哈兰治高等学校参加投票的,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第一任主席约翰·杜比就安葬在这里。
这位非洲爱国战士于1912年帮助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的坟墓旁边投上我神圣的一票,让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82年前开创的历史使命马上就要完成了。

第88节:自由(7)
当我来到位于一所小学上面的土坡上,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的时候,我所想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
当我走到投票站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用他们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英雄们,他们为了现在即将完成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牺牲。
我想到了奥利佛·塔博、克里斯·哈尼、鲁图利酋长和布拉姆·费希尔。
我怀念那些伟大的非洲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几百万南非人才能在这个日子里参加投票选举。
我想起了乔西亚·古麦德、G.M.奈克、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赫曼、莉莲·恩高义、海伦·约瑟夫、玉苏福·达杜、摩西·考塔尼。
4月27日那天,我并不是一个人去投票站,我与他们一起投上了我那神圣的一票。

在我走进投票站之前,一位不恭敬的媒体记者问:“曼德拉,你要选谁?”我笑了,说:“你知道,整个上午,我一直在为选谁而感到苦恼。
”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几个字后面的空格中打了个“×”号,然后把折叠起来的选票投进了一个简易的木箱中。
我投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张选票。

非洲人那天去投票站投票的情景一直在我记忆中燃烧。
耐心的人们排着长龙,蜿蜒穿过乡镇和城市那尘土飞扬的道路和街道。
那些等了半个世纪才等来一生中第一次投票选举的老年妇女说,她们一生中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人类;白人则说,他们为最终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而感到自豪。
投票期间,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快的气氛之中。
暴力和爆炸事件也不再发生,我们的国家宛若获得了新生。
投票选举工作中,后勤服务方面发生了问题,选票放错了位置,有的地方出现了非法投票站和骗人的谎言,但与民主和正义的压倒性胜利相比,根本就不算什么。

统计投票结果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我们获得了全国选票的62.8%,略低于我们希望的三分之二的得票率(不需其他政党帮助就可以通过最终的宪法),从而使我们有资格在国家机构中的400个席位中占有252个席位。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北德兰士瓦和东德兰士瓦、西北地区、东开普和自由邦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西开普,我们的得票率是33%,而国民党在这个地区获得了胜利,他们在有色选民中的得票率特别高。
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获得了32%的选票,因卡塔自由党在这一地区的大选中胜出。
在纳塔尔,由于害怕发生暴力和恐吓,我们许多选民都待在家中,没有能参加投票。
有人举报,出现了许多假票和废票。
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大局。
我们低估了因卡塔自由党在夸祖鲁的力量,他们在选举那天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有人因我们没有进入三分之二这个门槛而感到失望,但是,我却不这样认为。
事实上,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得到三分之二的选票,并能够起草宪法而不受因别的政党的介入而带来的影响,那么,人们就会说我们通过了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宪法,而不是南非的宪法。
我要的是一个真正全国统一的政府。

5月2日晚间,德克勒克先生发表了一个措词温和的讲话,承认竞选失败。
在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之后,占少数的白人终于承认在大选中失败,并把权力交给了占多数的黑人。
那天晚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准备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卡尔顿大酒店舞厅里举行庆祝大会。
当时,我患了重感冒,我的医生要我待在家中休息。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去参加庆祝大会。
大约9点钟,我走上了舞台,看到的是一个个幸福、快乐的笑脸。

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声音由于感冒有些沙哑,我的医生劝我不要来参加这个庆祝会。
然后我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告诉他我没能遵守医嘱。
”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他表现得很得体。
我感谢所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和民主运动组织的成员,他们工作得如此出色,如此长久。
那天晚上,伟大的自由战士马丁·路德·金的夫人科雷塔·斯科特·金也在舞台上,当我引用她丈夫那段不朽的名言时,我敬重地看了她一眼。

第89节:自由(8)
这是我们国家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我满怀骄傲和欣喜站在你们的面前——我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老百姓而骄傲。
你们表现了这样一种镇定而有忍耐的决心,要求收回自己的国家政权。
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公开大声宣布: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们终于得到了自由!我为你们的勇气所折服,并怀着对你们大家充满热爱的心情站在你们面前。
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时刻,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我来说是最高的荣誉。
我是你们的公仆……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现在,医治旧伤、建设一个新南非的时候已经到来。

自从统计结果明确显示将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组建政府的那一刻起,我就把呼吁和解、包扎这个国家的伤口、加强信任和信心作为自己的使命。
我知道,许多人,特别是在人数上占少数的、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正在对前途感到忧虑,我希望他们放心。
我反复提醒大家,解放斗争并不是一种反对任何一个团体或种族的战斗,而是反对一种压迫制度的斗争。
我利用一切机会表明,全南非人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我们要携手并肩走向未来。

115
5月10日拂晓,天空中万里无云。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高兴地忙于接待政要和前来在就职典礼之前表示敬意的各国领导人。
这次就职典礼将是国际领导人在南非土地上的一次最盛大的聚会。

就职典礼在比勒陀利亚由工会大厦组成的一个美丽的圆形露天戏场举行。
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白人霸权的象征,现在,这里却变成了各种肤色和民族织成的一道彩虹,南非第一个民主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府就要在这里诞生。

在这个秋风送爽的日子里,我在我女儿泽尼的陪同下来到了会场。
在讲台上,德克勒克先生首先宣誓就任第二副总统,然后,塔博·姆贝基宣誓就任第一副总统。
当轮到我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庄严地说出了自己的誓言:遵守和坚持宪法,为共和国的繁荣、昌盛和共和国的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
面对在座的嘉宾和全世界的目光,我说:
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为新生的自由带来了光荣和希望。
经受了太长太长的人道灾难之后,一个全人类都为之骄傲的社会就要诞生了。

……我们,不久前还是囚犯,今天却被给予了宝贵的特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主人接待世界各国的客人。
我感谢我们尊贵的国际友人出席这个大会,与我国人民共同庆祝这个属于正义、和平、人类尊严的伟大胜利。

我们终于获得了政治解放。
我们决心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从贫穷、被剥夺、痛苦、性别歧视及其他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决不能让这个美丽的国家再次发生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决不能!决不能!……太阳将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让自由主宰一切。
上帝保佑非洲!
不长时间之后,当南非喷气式飞机、直升机和军事运输机壮观地编队从工会大厦上空呼啸着进行各种造型表演的时候,我们都惊奇地抬头望着天空。
这不仅是尖端技术和军事力量的展示,而且也是军队忠于民主、忠于自由公正选举出来的政府的表现。
仅仅不长时间之前,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最高将领,胸前挂着功勋带和功勋章向我敬礼,并宣誓效忠。
我不由得想起没有多少年前,他们不但不向我敬礼,而且还逮捕过我。
最后,排成V字形的黑斑羚喷气式飞机在其尾部喷出了黑、红、绿、蓝和金黄色的彩烟,那是新南非国旗的图案。

那天,我认为更有象征意义的是黑人、白人分别用考撒语和南非荷兰语演唱我们的国歌——《上帝保佑非洲》。
白人唱的是“Nkosi Sikelel? iArika”,而黑人唱的是“Die Stem”。
尽管那天黑人和白人都不熟悉各自唱的歌词,但是,他们将很快从心底里体会到这些话语的含义。

就职典礼那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历史感之中。
20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期间,也就是残酷的英布战争之后以及我本人降生之前不几年,南非的白人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建立起了一种白人统治本土上的黑人的社会制度。
他们创造的这种制度,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社会基础。
现在,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也就是在作为我个人的第八个十年里,这个制度被永远地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承认所有的人,不分他们是什么肤色,都享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制度。

第90节:自由(9)
正是由于成千上万的难以想象的牺牲才换来了今天,这些人作出的牺牲是绝对无法计算的,也是绝对无法得到回报的。
正如过去的那么多其他日子一样,那一天我感到,我仅仅是那些先我而去的南非爱国者的代表。
那条漫长而崇高的斗争道路似乎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将由我把它延续下去。
我为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和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牺牲换来的今天而感到难过。

种族隔离政策在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持久的伤痕。
我们大家要从深深的伤害中得到康复,即使不需要花费几代的时间,也可能要花费许多年的时间。
但是,几十年的压迫和野蛮统治还有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它造就了像奥利佛·塔博、瓦尔特&mi

Chapter_6
ddot;西苏陆、鲁图利酋长、玉苏福·达杜、布拉姆·费希尔、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的时代伟大人物。
对于这些如此勇敢、智慧、慷慨大方的人物,可能再也没有人去了解他们。
也许,只有如此深重的压迫才能打造出这种高尚的人格。
我们国家的地底下蕴藏着许多矿产和宝石,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还是它的人民,他们比最纯正的钻石还要纯净和宝贵。

我正是从这些斗争中的同志身上弄清楚了勇敢的含义。
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人们不分男女,为了一个理想而去冒险和牺牲生命,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人民勇敢地、不屈不挠地面对攻击和折磨,显示了难以想象的力量和坚韧。
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
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
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对发生这种伟大转变丧失希望。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提到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也因为我们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
我知道,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
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皮肤、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
人们一定是通过学习才会有恨,如果他们能够学会恨,那么他们也一定能够学会爱,因为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
即使是在监狱里那些最冷酷无情的日子里,我也会从某个狱警身上看到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但是,它却足以使我恢复信心并坚持下去。
人的善良就像是一条可以隐藏但绝对不会熄灭的火焰。

我们睁大眼睛开展斗争,决不能幻想斗争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
当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同志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并且,这种代价往往是十分昂贵的。
对于我自己,我决不会为献身于斗争而后悔,我随时准备去面对影响我个人的各种困难。
但是,我的家庭为我献身斗争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或许,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在生活中,每个男人都有两项义务:一项是对家庭、对父母、对妻子、对孩子的义务,另一种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
在文明的社会中,每个男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尽到这些义务。
但是,在像南非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像我这样的出身和肤色的男人,要想尽到这两项义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南非,一个黑人要想作为一个人去生活,可能会受到处罚和隔离;在南非,一个想为他的人民尽义务的人,必然会被迫离开他的家和家人,去过一种孤身奋战、带有秘密和反叛性质的生活。
我并非一开始就作出了把我的人民置于我的家人之上的选择,但是,为了为我的人民服务,我被剥夺了我作为一个儿子、兄弟、父亲和丈夫尽自己的义务的权利。

这样,我献身于我的人民——我从来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的数百万非洲人,是以牺牲我最了解、最热爱的人为代价的。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是在一个孩子问他父亲时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在一起?”这位父亲一定会说出这样一句近乎可怕的话:“还有与你一样的别的孩子,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他的声音就渐渐地听不清了。

我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渴望着自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种方式享受着自由:我在我母亲那个小房子周围自由地奔跑,我在穿过我村庄的清清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骑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
只要我听我父亲的话并遵守部落的风俗习惯,人间和天上的律条都不会找我的麻烦。

只有当我开始知道我童年的自由之梦其实是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因此,我开始渴望自由。
开始,作为一个学生,我仅仅是要我自己的自由:晚上能待在户外的自由,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这些都是一些暂时的自由。
后来,作为约翰内斯堡市的一个年轻人,我渴望得到基本的、有尊严的自由:发挥自己潜力的自由,维持生计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和拥有家庭的自由,这些都是在遵纪守法的生活中不受束缚的自由。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不仅我没有自由,而且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自由。
我发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而且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自由的渴望转变成了对人民自由的更大的渴望。
正是这种更大的渴望,即为人民争取尊严和自尊地生活的自由,才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因此,我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我并不比别人道德高尚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我发现,我甚至不能享受在我知道我的人民不自由的时候我被允许享受的最起码、最有限的自由。
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的人民任何一个人身上戴着枷锁就等于所有人身上都戴着枷锁,而我的人民身上都戴着枷锁也就等于我的身上也戴着枷锁。

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岁月里,我对我自己的自由的渴望才变成了我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
我同时也知道,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
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是可恨的囚犯,他被锁在偏见而心胸狭窄的铁窗背后。
如果我要剥夺别人的自由,我也就不是真正的自由,就像当我的自由被别人剥夺时我也一定不自由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样都被剥夺了人性。

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
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
我们还没有迈出旅途中的最后一步,而且在更漫长、更困难的道路上,我只不过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因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还刚刚开始。

我已经走过了漫漫的自由之路。
我一直在努力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但在这条路上,我也迈错过脚步。
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登上一座大山之后,你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要去攀登。
我在这里稍停片刻,悄悄地看一看周围的壮丽景观,回头看看我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
不过,我只能稍息片刻,因为伴随着自由而来的责任,使我不敢就此却步,我的漫漫自由路还没有到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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